大国若想要规避战争风险，对付小国的手段会有许多，战争是最后的政治手段。只有当权力威慑失败的时候，国家才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战争。正如华尔兹（Kenneth N. Waltz）等人所秉持的观点，战争是为了没有战争，这充分揭示了美国的大国心理——以能够控制代价的战争为示范，获得权力威慑，以达到服从和消灭战争的目的。
使美国感受到地位丧失的一个信号是九一一恐袭事件的发生。在九一一事件发生之前，美国在全球的威望毋庸置疑。任何美国人都不会想到，后冷战时代的美国本土会遭受打击，身在境内的美国人竟然受到来自国土外的安全威胁。对美国而言，九一一恐袭事件不仅是一种报复和挑衅，更是一种羞辱，是对美国人心中“国家坚不可摧信念”的沉重打击。
在羞辱和渴望（重建）霸权秩序的双重刺激下，美国领导人迫切感到需要一场建立地位和声誉的战争。一旦美国权力的有效性在战争中得到证明，一个新的后九一一时代的秩序，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建立起来。
美国不顾一切挥军入侵伊拉克，不仅是出于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量，更多是维护美国作为大国的尊严、地位和声誉。以武力推翻不服从美国秩序的萨达姆政权，是为了一种示范效应，即将顽抗者作为典型进行惩戒，以达到他者惧怕甚至服从自己的目的。
示范效应与权力威慑
正如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后来所说，布什政府的关键人物——包括总统本人——在伊拉克战争前夕对美国人民撒了谎，因为公众对入侵伊拉克没有多少热情。为了克服这种不愿攻击伊拉克的情绪，布什政府进行了一场欺骗活动，以夸大萨达姆的威胁。
正如侧重于国际秩序，特别是与能源和环境有关研究的杰夫·D·科尔根（Jeff D. Colgan）认为，伊拉克战争不是一场经典的资源战争，因为美国没有为了利润和控制而夺取石油储备；相反，美国授予了中国和俄罗斯公司石油开采权。尽管以色列的游说团体很强大，如若美国不愿发动对伊战争，游说显然是无效的。如果考虑到战争高昂的代价，理性行为者应该更喜欢和平而不是战争。
控制石油资源和保护盟友的说法，都可归结为利益集团的作用。石油资源的战略地位使美国不得不出手，以使中东资源权力布局符合美国经济利益。保护中东盟友的观点认为，是以色列游说团体在发挥作用，推动了美国承担起保护盟友的责任。利益集团论有一定合理性，但并不完全正确。
若将这种思想转移到国际关系领域，同样地，在经历一次具有羞辱性的事件后，一个国家，尤其是地位较高的霸权国家，能够明显察觉地位的丧失。这将使得霸权国迫切需要通过展示权力而维护霸权和声誉，公开发布自己应该受到尊重的信号。霸权国或地位较高的国家对地位丧失尤其敏感。
美国不可能摧毁每一个潜在的敌人，推翻每一个敌对的政府，但解决其中一个，就能向其他所有国家传达有力的信号。结果是令美国满意的，通过一场战争达到了多重目的，既符合了自身的利益，也满足了盟友的需求。如媒体所报道的，伊拉克不仅是伊拉克，也是一种类型，它包括伊朗、叙利亚和朝鲜，对伊拉克的军事征服，是对威胁美国利益的政权的一个教训。
虽然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但等级制依然存在，获得尊重、被他国承认强大的国家，能不使用武力而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诱惑足以诱使大国通过示范战争，一劳永逸给他国形成“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恐惧心理。
然而，不管是伊拉克自身所具备的能力，还是后来的调查结果都表明，预防性战争的说法缺乏有效证据。1991年海湾战争摧毁了伊拉克制造核弹的大部分能力，加上美国的经济制裁（包括对可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材料进口的限制），以及有卫星监视的禁飞区的设置，使萨达姆没有机会与能力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预防性战争的说法更多像一场闹剧。
正如一种声音质问道：“如果一天之内有3000名美国公民、居民和游客死亡，美国能成为多大的超级大国？”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在物质上仍处于霸权地位，但其地位和威望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因为只有20多人，一个“中东恐怖分子的乌合之众”，就摧毁了美国引以为傲的资本主义和军事力量的象征。
然而，跟人一样，国家有时也会陷入“地位焦虑”。从个人层面而言，当处于群体中的个人无法感受到尊重时，就会经历地位的丧失，陷入地位焦虑之中。这种感受可能源于一次偶然的事件，也可能是个人长期所感受到的一种状态。
美国不可能摧毁每一个潜在的敌人，推翻每一个敌对的政府，但解决其中一个就能向其他所有国家传达有力的信号。结果是令美国满意的，通过一场战争达到了多重目的，既符合了自身的利益，也满足了盟友的需求。
然而，在后来解密的文件中，并没有发现美国政府有传播民主思想的计划。这些文件对伊拉克的期望是“稳定、守法”，而不是“民主”。另外，从美国政府对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独裁政权的坚定支持来看，在阿拉伯世界传播民主思潮与制度，似乎并不重要。
对于美国为何在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这一问题，研究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学者给出了多种解释，包括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为了控制重要的战略资源、游说团体所起的作用以及在穆斯林中心地带推广民主制度。
核武器、石油、盟友还是民主？
然而，若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是一种示范效应，那么美国从阿富汗的撤军，是否也有着类似的意义？假如美国再次感觉受到羞辱，经历地位丧失和焦虑，将会采取何种行动？是再一次战争？还是隐忍、退让，坦然接受屈辱和失败？若进行再一次的战争，目标将会是谁？会是伊朗、朝鲜、叙利亚，还是中国？
在中美竞争不断加剧、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时间节点，再次回顾美国于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有意义的。
战争的示范效应不是为了获得物质上的回报，而是企图获得地位和威严。地位与权力不同，地位是被赋予的。在国际关系中，国家不仅关注实际的物质权力，也时刻关注着威严与地位。
作者是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观点认为，萨达姆政权的核武计划是国际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美国入侵伊拉克是“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战争，旨在消除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能力，以及其在未来可能构成的威胁。
如果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是一场溃败，是为其权力过度扩张付出的代价，显示出美国多年以来四处出击的疲惫之态，那么发动伊拉克战争则是美国权力胜利的象征，是向世界宣示美国对世界秩序的主宰地位，真正确立了冷战后美国超级强国的身份。
上述各种解释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并不足以充分解释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真正目的。不管从何种角度而言，若以收益和成本为考量，理性人总是会选择成本最低、收益最高和风险最小的方案，上述种种理由都不足以构成理性人假设的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小布什政府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想与萨达姆政权讨价还价的打算。这一点是不同寻常的。
九一一事件不仅突破了美国人对国家安全信心的心理防线，也提出了美国急迫需要面对的问题：美国为应对下一次的袭击做好准备了吗？美国该如何消除各种不确定的、不知藏在何处的、不知何时会发生的安全威胁？
推广民主制度符合美国一贯的思想传统，从山巅之城发展而来的美国，始终带着上帝的使命，这一使命在威尔逊总统时期得到具体阐释并发扬光大，美国对传播威尔逊式民主的热情，直至今天仍然不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