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讽刺的是，政治正确的力量在今日的美国已然强大到了可以压制言论自由的地步，即使是政治稍“不正确”者也会噤若寒蝉，这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学术界与政界对于众多社会问题，进行广泛深入讨论的基本自由。

这其实并非是新加坡一国的作法，而是各国普遍应有之规则。如英国《通讯法》（Communications Act 2003）之中第319条第2款中，就规定新闻报道应该在具有争议的公共问题上保持中立，并平衡处理不同利益攸关方的意见。因此，《联合早报》这么多年来，比如在读者来信与评论栏目，都会尽量持平地选取正反方意见，以期通过最为充分的讨论与交锋来触碰新加坡公共决策的各个方面。

再加上左翼知识精英的推波助澜，致使各国女性、少数族群、多元性取向者、移民等边缘群体开始了争取权力与社会“可见度”的“群体身份斗争”，从而使身份认同危机一跃成为当今发达国家中影响国际政治走向的关键要素之一。

顷接林任君传来近著《风从哪里来？》，此文发表在最新一期《怡和世纪》之中，谈的依然是6月间的族群争议。除了对那些认为本地存有“结构性种族歧视”的言论提出商榷之外，林先生也从报业从业人员的基本操守——须容纳不同意见的角度来对若干学界的指控提出反驳。

除此之外，这还涉及到了一个未必会让所有人满意的言论敏感区，即在全球视野之中重新来审视新加坡的身份政治问题。人类首先皆为社会组织中的成员，这决定了我们都有身份归属，并且在很大程度之上这种身份归属也能够使我们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并增加社会的凝聚力。但较大单位内的个体多重身份归属之间，往往又会产生张力与矛盾。

除了对这些不同的身份认同加以溯源之外，福山还慧眼如珠地指出，当今世界正在从冷战时的意识形态斗争，转变成民族、种族与宗教身份认同上的“族群”矛盾。再加上全球化的助力，“国家”这个既有的疆界限制，已然兜不住社群“碎片化”的底了，欧洲富裕国家的部分穆斯林民众，甚至会主动拥抱极端宗教思想，超越国族意思，冒险前往危地参与宗教战争。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

那么，最后的问题就是，作为全球化中心点，并且正处在疫病暴风眼中的新加坡，要主动陷入这种身份认同战争的泥潭吗？这是不是与我们强调构建“新加坡共同国族认同”的主张有点背道而驰？

这就会导致福山所提到的，人们的身份认同会在此过程之中逐渐“狭隘化”，从而使整个更大的社群失去稳定的秩序。

这就产生了一场让全世界各国政治家都有点措手不及的复杂、吊诡的身份认同危机。尤其是在左翼政治运动的努力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显性歧视已然成为人人喊打的丧家之犬，故在当今很多社会之中，歧视的存在与否与严重程度更多是取决于个人的主观判断，再加上个人多重身份的普遍存在，往往会出现利益相关的对立面，都觉得自己才是某项政府决策的受损者，因此就会存在永无止境的相互攻讦的现象。而知识精英有时自以为是的高姿态，反而会起到火上浇油的助燃效果。

前一阵子偷闲翻看了弗朗西斯·福山的《身份认同》（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一书，这部著作体现了这位伟大的国际政治学者的新研究动向。在此书中，它处理了近些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导致由于跨国社会与思想流动，以及传统价值观边界逐渐崩解，而在各国之中都日益凸显的身份认同问题。

个人遇到挫折或者问题时，应多从自身而非自己可能所处的某个特定族群之中寻找原因，这才是更为恰当的解决方式。比如我向来觉得不应将我自己的不如意，归结到我信仰的宗教或者新移民的身份等，真正让我出现生活或工作问题的原因，则主要是与我个人的不努力与懈怠有关。

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身份政治本身所具有的天然缺陷，尤其是作为弹丸之地的新加坡人，个人一直认为更应该从小就逐渐消除那些以身份、观点来划线站队，并向他者施以言语或实际敌视行为的暴戾之气。

而今年年中的联名声讨《联合早报》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更反映了美国，而非传统欧洲自由世界的新闻价值观。即使是明知对方有误，也要给予对方声辩的机会，这种作法非常可惜看来已然逐渐失去了国际市场。

不过，我们要注意在美国遵循的是另外一套作法，尤其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由于美国媒体个体的政治光谱原则明显，使得不同媒体之间的“媒体间观点平衡”逐渐代替了“媒体内部观点平衡”。因此，就出现了比如左派与右派间的政治正确，或自以为政治正确可以压制对方的情况。

举例而言，同样作为新加坡公民的个体，也有宗教、种族与族群上的归属，这种小的归属并非总是，却有时会与大的归属间产生矛盾。因此，作为媒体在评论与报道时，不作出影响社会稳定之举也是其职责之一，这一点也可以参考上引英国《通讯法》中同一条款b项中的规定。有类似规定的还有欧盟的《媒体多元与自由法令》（Media pluralism and media freedom in the European Union）。

我可以举例说，就是存在自我认同为比如“新加坡新移民男性佛教徒”，而非更广义的“新加坡人”的倾向。所以，福山就会认为，目前民主国家所遇到的最大挑战，其根源正是在于不能像过去那样强调国家的身份认同，故而当务之急是将族群、宗教、性取向等诸多复杂的多元认同“导向一个更大的框架”之中，以实现观念与社会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