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序威是胡愈之的侄儿,出生于1928年。他曾经在1947年9月至1949年9月之间,在新加坡参加新南洋出版社的工作。1998年与2015年,他又两度前来新加坡,故地重游。嗣后,他作文纪念,题为《跟叔叔胡愈之到新加坡》,发表在《联合早报》。胡序威在文章中回忆道,他写信给胡愈之要求来新加坡工作,很快应准前来。

也是在农历春节期间,我从忘年老友那里借来一本《杨贵谊回忆录——胶童与词典》阅读。该书作者杨贵谊是本地一位著名的马来文学者,他本人也是经历过二战岁月的一位历史过来人。

沈兹九在战后1946年书写的《流亡在赤道线上》一文中,这样记述道:“1942年2月1日……飞机一阵阵象黑鹰似地在死灰色的云层里盘旋,没有警报声,也没有高射炮的声音……马路上满是垂头丧气、装备不全的印澳兵……谁都已经知道,这是前线退下来的败兵或者是逃兵。”当他们一行人坐在木船上驶离新加坡逃难而去时,“大家默默无言,心中却在默念着:‘别矣新加坡,什么时候才和你再见呢?’”

不期然间,在时间的长河中,我们走过了2022年春节。为配合新加坡在二战中沦陷80周年纪念,新加坡国家文物局属下的博物馆推出名为“战斗新加坡”(The Battle for Singapore)的系列纪念活动,有关当局准备了导览、座谈等丰富多样的节目以飨国人。

搬至加东东园的陈岳书,同时也让战后归来的胡愈之、沈兹九夫妇居住在加东的海滩边。当时,胡愈之正鼎力创办新南洋出版社的工作,埋头从事《风下》杂志的编撰和发行工作,并积极筹办《南侨日报》的创刊。

在国家博物馆门前的坦克也适时地提醒后人,在英军受降翌日,也就是80年前的农历大年初一,日本坦克耀武扬威地驶入新加坡坡底城区,预示了新加坡人民与广大的马来亚人民所遭受的三年十个月的日寇黑暗统治。

二战后新加坡光复,与南来文化人一起在苏门答腊流亡的陈岳书回到新加坡。他同家人先是短暂居住在巴西班让友人的海边公寓里,然后迁回位于小坡大马路的侨兴店屋楼上。再后来,陈岳书妻子王诚中肺部微恙,健康欠佳,鉴于战后旧店屋居住环境不良,邵逸夫借出加东东园让陈家使用。

章良我

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这次有关当局没有将“战斗新加坡”译为“保卫新加坡之战”。众所周知,装备精良的英军当年并没有为保卫新加坡而战;结果,他们在二战时弃守马来亚,却为从莱佛士开始的英殖民主义在新加坡乃至马来亚的统治敲响了丧钟。

岁月流逝,记忆变迁,时间改变着一切。现代生活节奏的改变,物质生活内容的丰富,城市人生活心态的转换,历史人文心理的流动,全球化及冠病疫情的冲击,理想与欲望的交织与碰撞,从未亲身经历过战争硝烟磨难的年轻世代,又会怎样解读历史上的侵略与被侵略、掠夺与被掠夺的战争图景呢?新加坡土地狭小,城市及国家建设的需要,在不断改变着城市的天际线、改变着岛国城邦的海岸线。与此同时,这些客观因素,是否也在不断地改变我们对历史的回眸与顾望的方式和心理?

作者是退休工程师

那天,陈蒙志先生驾车带我来到马林百列大道与如切路的交界处。停车四望,他指着路旁的海风公寓(Parc Seabreeze)告诉我,这里就是原加东东园的所在地。此刻,耳畔海风不再,盈满耳际的是来来往往的车辆行驶而过所发出的声响。

国家博物馆主题展览——“乱离时代:1942年新加坡沦陷时期的回顾与意义”正在展出。配合展览的进行,策划者在国家博物馆的入口广场空地上,安置了一辆退役的AMX-13 SM1轻型坦克。改装之前的旧型号坦克,曾经出现在新加坡独立后,于1969年国庆日首次举行的武装部队检阅礼。展览策划者伊斯干达(Iskander Mydin)对《海峡时报》记者说:“这辆坦克象征性地提醒我们,必须自我防卫。”

毕竟,时间已经推移80年,当年经历过战争荼害的长者大多已垂垂老矣。年轻一代又怎么能够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养分呢?五年前,二战英军受降仪式举行地旧福特车厂以“昭南展览馆”(Syonan Gallery)命名登场,最后因民众强烈反对而被迫易名的往事还历历在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今年2月15日,新加坡正式迎来第74个国家古迹——西乐索炮台。西乐索炮台是英国殖民政府于1878年建造在新加坡南部海岸的堡垒,炮台四周设置有数门大炮及指挥所。该炮台在二战日军入侵新加坡时,理应扮演重要角色,它是当时绝后岛上两座最关键的防卫炮台之一。只可惜,它并没有在抵御日军的战役中发挥作用,最后在新加坡沦陷前,却被准备仓皇落逃的英军,用来炸毁位于南部海域毛广岛上的油库,以免燃油落入日军之手。

胡序威在上述文章中描述道:“在旧地重游的过程中,凡是我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今天都已变成高楼大厦或宽敞的马路,没有留下太多的历史痕迹。漂亮的加东海滨,已被填海造地向外推移了好多公里,已见不到任何亚答屋的踪影。”

趁着农历新年假日,我让年届耋耄的陈蒙志先生带我去探访一下历史上加东东园曾经所处的位置。

他记得自己的大爹胡愈之当时住在加东海滨的“一所建在临海沙滩上的被称为亚答屋的高脚木屋,是大爹的挚友、新加坡上海书局老板陈岳书无偿借给胡愈之、沈兹九夫妇居住的,离陈岳书家仅数十步之遥”。在星期天和休息日,他在胡愈之那里认识了不少当时在新加坡的南来文化人,其中包括张楚昆、汪金丁等。

当年年幼的杨贵谊跟家人居住在柔佛州笨珍县的乡下,马来亚曾经被英国统治者夸海口形容说“是在他们的军力保护下最安全的地方”。但是,“那些军人虽然全副武装,看似威武……实际上是一群只懂得照顾自己利益的英国殖民主义侵略军。他们不敢与日本侵略军战斗,一听到炸弹爆炸或远处敌人的枪击声,便溃退逃亡,有些逃来我们的笨珍。难怪他们后来被人们讥讽为经不起考验的纸老虎。”

新加坡地貌在不断地改变,岛国城邦的海岸线变动不居,而岛上能让后人凭吊古战场的地方实在不多。在列为国家古迹的74处地点或建筑,其中与二战有关的就有八处。战争已与我们相隔两三代人;然而,在先人的书写文字里,战争的硝烟依然在燃烧。我以为,切实做好全民防卫,必须从了解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历史着手。

年轻一代的历史观

让后人凭吊古战场的地方实在不多

新加坡土地狭小,城市及国家建设的需要,在不断改变着城市的天际线、改变着岛国城邦的海岸线。与此同时,这些客观因素,是否也在不断地改变我们对历史的回眸与顾望的方式和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