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近40年的记者生涯中，访问过不少受那场战争影响的人，而在这些受访者的脑海里，战争永远是一条清楚的界线，把时间切割成战前与战后。战争改变太多东西了。

对不曾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新马的沦陷只是一种模糊而抽象的概念，但我愿意再次唤起这段痛苦记忆，不是为了记仇解恨，而是提醒自己战争对生命与人性的摧残与破坏。

历史确实充满诡谲，当林谋盛受尽折磨后病逝在怡保附近的华都牙惹监狱时，他几个年幼儿子正在林路后港大宅的园地里与日本兵玩耍。特别喜欢林谋盛长子林良玉的一名日本士兵，周末还会带着他到麦里芝划船。战争结束时，林良玉和母亲颜珠娘北上寻父，迎回的却是林谋盛的遗骨。他们最后把林谋盛葬在麦里芝蓄水池畔。

八年前访问梁宙第10个儿子梁亚拾时，梁家后人已繁衍至500多人，声势浩大地“回敬”日军当年的“灭门”之举。梁亚拾退休前从事日产汽车的销售工作，梁宙从未反对儿子卖日本车，其胸襟之豁达非一般人能及。

那究竟是怎样的农历年？爆竹变炮弹，“年”真成了一头凶残可怕的猛兽。当时参与抗日活动的华社领袖如陈嘉庚、陈六使、林谋盛、梁宙等，在挥别辛巳年前已悄然告别家人亲友，赶在日军抵达前转移到印度尼西亚、印度或中国。没有条件走避他乡的只能怀着惶恐与不安，面对沦陷后的岁月。

刚入行时，我曾被上司派去访问抗日女英雄蔡杨素梅（1910年—2006年）。当时很年轻，对有幸谋面的女英雄知道得不多，但记忆里，70开外的蔡杨素梅气质典雅，有股难以言喻的高贵与恬淡，很难想象她曾被日本宪兵囚禁200天，受尽酷刑与折磨。后来才明白这位帮助过不少落难战俘的女性，虽不曾忘记战争所留下的伤痕与痛苦，却没有让仇恨滋长化脓，污染心灵。　

本地抗日英雄林谋盛所留下的日记，对80年前那个农历年有最鲜活的记述。他在沦陷前几天吻别妻子和七名年幼儿女，在1942年2月12日清晨，乘摩托舢舨前往廖内的摩罗岛。他虽成功逃脱，却又在返回马来亚执行抗日任务时被捕。

80年过去了，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不是已经作古，便是快要成为人瑞。对不曾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新马的沦陷只是一种模糊而抽象的概念，但我愿意再次唤起这段痛苦记忆，不是为了记仇解恨，而是提醒自己战争对生命与人性的摧残与破坏。

把充满喜庆的农历新年和新加坡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联在一起，很是悖异诡谲。但1942年的正月初一，就在辛巳蛇年与壬午马年交替之际，恰恰是战祸降临之时。80年后，这历史性一天又撞上刚过去的元宵节。

我很后悔没有趁父亲健在时，更积极主动访问也是战争受害者的他，了解他如何度过那个枪炮叫嚣的农历年。

印象深刻的，还有林厝港拓荒者梁宙（1884年—1975年）的传奇故事。1942年2月14日，日军为报复这名铁汉组织本地人抗日，屠杀了他一家35口。当时已逃回中国的梁宙，后来60岁时再娶两房妻室，生下七名儿子和众多女儿，还活到91岁高龄。

没人愿意把农历新年和战争联想在一起。农历新年是华人最重要的节庆，是万象更新，充满希望的时节。战争则与逃难、惊恐与死亡挂钩。战火被点燃后，随之而来的是百姓流离失所、身家性命不保、人心惶恐不安。

像祖父那样的小人物，虽没有能力阻止大时代的战争，却至少勇敢地摆出反侵略战争的姿态。我们至少应该铭记那场由侵略者发动的战争，记得那个血染的农历年，更不能忘记蔡杨素梅、梁宙、林谋盛和许许多多曾经不畏惧侵略者刀枪的先辈。

1942年2月15日那个变色的正月初一，没有人有心思庆祝马年的到来。即使不懂战事的普通百姓，也知道时局骤变，日军已占据我们这个小岛。谁也不知道变天后的日子会怎么样，但肯定不再“如常”，随着年关和战事的到来，“无常”已降临人间，从那刻起，无论是生意、生计、学业都受到影响，连性命也没了保障。

沦陷前，祖父谢少石与友人在新山合开一家名叫生盛的杂货店。根据《新山区华侨殉难义烈史》记载，祖父曾担任新山华商阁司理，也为筹赈会出过一点力，却在1942年3月前后遭日军杀害。和他一起殉难的还有新山潮州会馆主席陈合吉、司理傅岳初、新山潮州八邑会馆主席陈全奎等。他们遇难的真实情况早已隐没在混沌的历史背后，只留下新山哥文茶那座公墓和一本残破的《华侨殉难义烈史》。

（作者是《联合早报》资深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