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情况从欧进福在2019年11月4日《联合早报》文章《讲华语运动40年回顾》所附图表，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访谈中，郭教授提到李光耀先生在2003年选区国庆晚宴上谈到语言问题，曾引述美国心理学家研究结果，说明同时教导两三岁小孩多种语文并不会对孩子学习造成混乱。他说：“美国社会科学家已经证明，尽早教孩子更多语文，孩子掌握这些语文的机会就更高。”（《联合早报》2013年8月17日）但郭教授说，如今斯人已逝，我们也无从查证这段重要谈话，是不是表示他老人家最后修正了他对语言学习“零和”关系的看法。
（作者是资深基层义工和作家）
欧进福文章中说，推广讲华语运动有两个明确目标：“一、推广华语，代替方言；华族在英语以外应有共同语言，那就是华语；二、支持、辅助双语教育政策的推行。”我们看到第一目标早已完成，但第二目标却遥遥无期，甚至背道而驰。这问题其实存在已久。许多人提建议，但都把视角投射在教学课程和方法上。政要们不停劝告家长要多跟孩子说华语，也不见有什么成果。
到1979年末，政府为实施双语教育政策发起“讲华语运动”，语言生态才起变化。如果把这运动形容为一枚铜币，“推广华语”和“去除方言”，就分别是铜币的两面。这是决策者在认为不同语言学习受制于“零和”关系，多说方言就影响华语的前提下所作出的决策。担任推广华语委员会第一任主席的欧进福，在2019年11月1日《联合早报》言论版文章《华语、华文、华族文化今后的发展》中说：“李（光耀）总理和时任副总理吴庆瑞都认为方言干扰学生学习双语文，加重了华族学生的负担。”
第一图表是：教育部对1980年到1999年小一新生在家用语的调查结果。欧进福指出“讲方言学生由1980年的64.4%逐年下降到1999年的2.5%；华语则由1980年的25.9%上升到1989年的69.1%，后来逐年下降到1999年的54.1%。英语则由9.3%增加到42.4%。”
从三代人身上，我看到母语生态变化对用语习惯和身份认同自觉的影响。我孙子这一代，出世时方言已从环境中消失，最初接触到的语言是英语，也在英语强势的大气候中长大。他们将来如何使用语言，将决定未来语言生态的走向。
我对语言的理解是：任何民族语言都来自族群共同生活，承载着经年累月积淀的生活智慧和人文价值，源远流长。华族语言就是这样产生。由于人口分布广阔，不同地方的语音、民俗各有差别，因而产生不同“方言”。华语和方言都是华族地方语言，也都是我们的母语。华语是民国政府以北京官话为基础规范化的语言，与所有方言同宗同源、同文同义。我想，也许是人们忽略了这属性的存在，才会把方言和华语对立起来看吧？
但这看法与语言学家的意见有所出入。曾发表过多篇有关方言和华语关系论文的郭振羽教授，在2017年接受《怡和世纪》访谈时，说“关于华语与方言的关系，究竟是不是‘零和’关系，在语言学上是有争议的。有不少学者认为学习方言有助于学习华语，而方言文化（次文化）和高一层的华族文化可以互补相成。”（《怡和世纪》2017年2月至5月期）。
方言和华语都是母语
我父亲1932年南来，九岁开始上学时，学校以潮语教课。他告诉我在陶英小学念三年级时，学校开始鼓励以华语授课。但不久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小三没念完就辍学，过后就没再回学校上学。他以通过方言念到小三的少许中文字，读书、看报、自修。读报也读书刊杂志。他读书报时，眼睛看着中文字，口中读出的是潮州话，直到终老都没改变。2019年7月他以93岁高龄离世前，每天都以iPad阅读《联合早报》、从面簿读我用中文上载的贴文、看电视华语新闻、中国央视的节目等等。这些实例不也能证明，这种同文同义的属性，使方言不妨碍华文华语的学习，在相互对照之下，还能加强、加深对语言的理解。
造成这趋势的一个主因，就是把方言和华语对立起来看，制定的政策改变了母语的自然生态。方言从环境中消失后，新一代出世接触到的妈妈语言就是英语，要在入学后学一种被称为母语的陌生语言。
相信许多华人家庭都经历着相同过程。造成这趋势的一个主因，就是把方言和华语对立起来看，制定的政策改变了母语的自然生态。方言从环境中消失后，新一代出世接触到的妈妈语言就是英语，要在入学后学一种被称为母语的陌生语言。在缺乏切身体会下，母语是什么？他们根本没有概念。
许多人都说语言是活的，会随环境而变化，也把语言和环境的关系，比喻为土壤气候之于庄稼。因而把华文式微、孩子不愿学母语，都归咎于被英语强势垄断的大气候。但他们忽略了所谓大气候，实际上也包括母语生态在内。
这些话到今天我们依然从其他政要口中听到。去年11月24日，教育部长陈振声在李光耀双语基金成立10周纪念活动上，重申“双语政策不只是对特定语言的认识，也为新加坡人提供一套建立身份认同的共同价值与观点”。这不就是24年前吴作栋所说过的话？如果现在建立身份认同无法实现，我们不就要沦为24年前所说的变成一个缺乏独立性、容易受外界影响，以英语为主或西化的社会？这是攸关国家存亡的问题。
我两个80后的儿子和所有侄甥，都接受双语教育。在长辈呵护下长大、接触祖父母说的方言、听爸爸妈妈说的华语，学习起华文是件很自然的事。他们这代人都已到40岁左右，平时虽以华语跟长辈交谈，但同辈聚在一起都说英语，跟儿女也多以英语交谈。这是他们从工作生活中养成的习惯，也是无意识下的谋求方便。
以华语作为华族共同语言的目标早就完成，我们还有必要再继续把方言绑死吗？能不能考虑全面松绑方言，让母语生态恢复原来的自然生机？现在松绑方言不会让方言重新回到家庭，也不可能直接提振式微中的华语，但至少能让新一代在家庭以外，有机会听到这些与华语同文同义的华族语言、产生亲切感。希望这种亲切感，能让他们不再把华语当作陌生语言，减轻排斥学习母语的阻力。
语言生态的改变
我5月14日在《联合早报》言论版分享方言和华语关系讨论的个人经验，发觉双语政策下的母语课题，其实就是因为把方言与华语设定在对立关系，制定出政策改变了母语的原生状态所造成。我并没有反对以华语作为华社共同语言，只是就官方数据证实的事实：双语政策下许多学生不愿意甚至讨厌学习母语，及越来越多华族家庭改以英语为家庭用语，提出大家共同面对的问题：如果这趋势发展下去，我们最终会不会变成一个英语单语社会，以致长时间融合形成的多元文化社会变质？
实现双语教育政策的目标，是要以英语作为全民共通语，同时保存各族母语和文化。如果我对领导人的谈话没理解错误，双语教育政策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规定国人说什么语言，而是要建立新加坡的身份认同。双语政策的成败，攸关国家的存亡。
欧进福也提到：前总理吴作栋在接受《联合早报》访谈时也针对趋势发言：“这样下去，我们社会的本质会改变，它会逐渐变成一个以英语为主或西化的社会，价值观的问题就会产生，文化基石的问题就会出现，那将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社会。这对新加坡会更好吗？我不这么认为。我们就像一块漂流的浮木，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缺乏把自己国家和别人区分开来的独立性。”
回顾语言生态变化，必须溯源到后殖民地时代。当时整个社会只有两个阶层：一个是少数人组成的上层阶层、一个是多数人组成的下层阶层。上层人士包括英国派驻本地的官员和家属，及一群在商务、社交上与他们往来频密的土生华人和欧亚裔商人。他们以英语作为共通语言。下层群众覆盖所有提供生产劳动力的岛民，开埠前后就在这里生活的马来人、华人、印度人。这些人不懂英语，说的是自己族群的语言。
双语政策攸关国家存亡
我从三代人学习双语的过程感受到语言政策的改变：我50年代初出生于一个潮州大家庭、在说方言的环境中长大、接受16年全华文教育。毕业后进入讲英语的银行金融界工作长达14年。之后从商，仍继续与大批英文文案为伍。我的双语便是这样学习、历练出来的。
再把这些数据，连接上李显龙总理在2019年讲华语运动40周年庆典上透露的：小一华族新生在家讲英语的比率，从1999年的42%增加到2019年的71%，便能看出去除方言后所腾出的空间，被英语取代的事实。
我有两岁半和六岁半大的孙子。从他们身上我看到母语生态的未来发展。以六岁半孙子为例：祖父母平常都用华语和他谈话。半年前上了小学，发觉他英语说多了。这阵子我发觉他一直说英语，要求他改用华语跟我交谈。他回答我：I don't like（我不喜欢）。我坚持，他还是不肯。我再问，以前你不是跟我说华语吗？他的问答还是：I don't like。
第二个图表：1980到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显示，方言使用率大幅度下降，华语和英语分别上升到47.7%和32.6%。但欧博士指出一个关键：“从2000到2010的10年间，讲方言减少11.5个百分点，华语只上升2.6个百分点，但英语却上升8.7个百分点，速度比讲华语的来得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