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月28日启动的首场“新加坡携手前进”对话会上，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在回答问题时，提到了华人的一句老话：“富不过三代”，同时也引用了苏格兰人的说法：第一代借钱，第二代赚钱，第三代花钱，第四代要钱；用意在说明国家一代接一代延续发展之困难。他说：“当人们在稳定和富足的环境中成长，要改变会越来越困难。我们更安于现状，要适应和改变会更困难，我们所有人都是如此。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因此华人说，富不过三代……我们都知道前进的道路并不容易……。”

对新加坡而言，强烈的忧患意识是持续生存与发展之本，也是团结国民的粘合剂，万不能失。一旦失去了这种忧患意识（说是怕死或怕输精神也好），恐怕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就真的会很快应验。以近6万美元（约8万4000新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新加坡现在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富国，一般人民生活安稳，少数贫困者也得到政府和社会福利团体很好的照顾。但这种情况犹如一个大家庭，一旦发生家庭成员不和以至争产的风波，很容易就会毁于一旦。

除了华人和苏格兰人，英格兰人也有所谓：从穿木底鞋到穿回木底鞋只是三代人的时间而已（Clogs to clogs is only three generations）；美国人的说法是：从干劳力活到再干回劳力活只是三代人时间（From shirtsleeves to shirtsleeves in three generations）；日本人则说是从种稻到重回种稻只是三代（Rice paddies to rice paddies in three generations）。

中国人称之为周期律。据说1945年，毛泽东和黄炎培（当时的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在延安窑洞有这么一段关于民主的对话。黄炎培问及如何改变朝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有人说富不过三代是魔咒，实则这只是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这就是《孟子》总结出来的道理：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苦难能磨练一个人的坚强意志，奋斗求存，安逸的生活和丰富的物质条件，却容易使人腐化。第一代创业者通常都是披荆斩棘，克勤克俭。第二代一般上还能继承父辈的事业和勤俭之风，并在既定基础上拓展业务。到了含着银汤匙出世的第三代，养尊处优，挥霍无度，家产自然陵夷。这代人是既得利益继承者，也是黄循财所说的在稳定和富足中成长的人，安于现状，不想改变。

新加坡的情况又怎样呢？作为建国一代，从日常生活中观察，我们的下一代看来还是挺肯干和挺有自力更生的精神，躺平个案或许有但不普遍。他们肯定比我们这一代更会享受生活，但多数还不致挥霍无度，懂得量入为出。集体的反映，就是社会还充满奋发精神，没有暮气。

就一个富裕社会的发展过程而言，在草创阶段，通常多数人是一穷二白，大家为了创造新生活，热火朝天，努力工作，申请到一套组屋就满心欢喜。到了经济起飞阶段，水涨船高，一般人收入增加，也能逐渐积攒财富。在这个阶段出生的一代人，有安稳的生活，丰富的物质条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自然安于现状，享受生活，厌恶竞争，甚或以为一切理所当然，是他们应得的。如此这般，再厚的家底也迟早要花光。这样的人多了，社会也不可能不堕落。原本发达的国家变成借债度日的国家，这样的例子并不少。

毛泽东所谓的民主，如果是我们理解中的民主制度，它的好处是可以靠算人头（选票），而不是砍人头来更换政府。但政党轮替同样逃不过兴衰定律。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能永久执政，差别只在执政期的长短，犹如过去的朝代有长有短一样。像人民行动党这样连续执政60多年的现代民主政党，可谓凤毛麟角。

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变动不居的，正如佛家所说，世事无常，这是不随人的意志而转移的。但人有天生的惰性，好逸恶劳，生活在安逸舒适中的人尤其如此；只有不满现状的人才会有强烈的改变现状的冲动和欲望。

盛衰的周期律真的是跳不出吗？看来也不是绝对的，要跳出当然需要具备一些先决条件，行动党的经验至少说明，可以延长这个周期。其中的关键在于能与时俱进，这也就是要懂得变。《易经》有云：“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这个道理很多人都懂得，但却无法实行。只有既懂得又能付诸实行者才能做到“通则久”。

“富不过三代”通常用于家庭或家族企业，扩而大之到帝国、朝代、国家乃至文明，也未尝不可，虽然一个国家的兴衰周期未必一定是三代。历史久远的中国有二十四史，朝代兴衰更迭的时间有长有短，短的像秦朝只有十几年，长的则有好几百年。尽管长短不同，每个朝代的发展都像抛物线，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逃不出兴亡的发展规律？

这一切和传统的家教应该有一定关系，但在整个社会层面上，主要应是良好治理的结果。这也是新加坡与众不同之处。也许因为我们是个弹丸小岛，国人有一种天然的不安全感，因此更懂得居安思危的道理。这也正应了《易经》的说法：“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换言之，只有具备这样的意识，才能免于安逸与懈怠以至“死于安乐”。

对新加坡而言，强烈的忧患意识是持续生存与发展之本，也是团结国民的粘合剂，万不能失。一旦失去了这种忧患意识……恐怕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就真的会很快应验。

我们应该怎样维护好先辈辛辛苦苦积攒、省吃俭用留给我们的家产？下来的路该怎么走？我们的政策应该作怎样的调整，以适应新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诸如此类的问题，确实很有必要在这个政治领导层处于另一次代际交换的时候，好好谈谈，集思广益，并达致一个全民共识。基此，“新加坡携手前进”对话会，必须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认真进行，而预计在明年中出炉的相关报告，也必须是个能够指引未来的报告。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