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在众多展品中，我发现一幅描写“肃清”（大检证）的水墨画稿，作者是马骏先生。在画幅的右上空白处，自上而下、从右至左，留下下述171个字（标点为笔者所添加）：“一九四二年一月廿八日，新加坡沦陷五日后，日军告示六十以下十二岁以上华籍男子，自备五天粮食，集中八地区，受大检证，违者军法处罪。所有华侨人心惶惶，不知究竟，皆往受检。首四日，只见军车川行不息，每车载三四十华人，清晨至黄昏，不明何去，生死未卜。如斯日晒雨淋，跪地待检，至第五日下午，军车见少，四时拆除铁网放行。回忆当时之险，心有余悸，此生难忘。绘此稿以留日后参考重写之。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三日。马骏记。”
展览布置用物件自身来揭示战争所造成的沧桑面貌。然而在看完所有展区内容后，我却感到一种缺失，在黑暗中凝神默想：如果当年在日本宪兵的杀戮场上侥幸捡回一条命的同胞，比如那位时龄20岁、拿到盖有大日本宪兵队检证戳印的恒安号海味杂货店广东籍店员朱振南，出现在这展览现场，他会不会觉得身处异域他乡？
令人遗憾的不仅是展览没有一处说明文字用华文，而且部分说明与展品华文内容竟然有相当出入。比如一帧英文说明，指旁边的卷轴是记录梁宙家族35名成员死于日军屠刀下的书法作品，但细读展品，其实是一位名为高信的先生写于1969年的跋文局部，其中明明写着“余都嘉（梁宙）先生以八十有六之年惓怀故国，历久弥坚，特首次来台观光，向总统致敬之忱”的意思。
综观展览的说明文字，除了两三处在括号内的人名之外，一律采用英文。这对今天的学生当然不成问题，但展览不是专对在校学生，对不通晓英文的公民，主办方做何打算？就这问题我前往前台询问，工作人员拿了一张印有四种官方语言的单页传单给我。我按传单上的华文说明扫码上网，结果并非通顺如愿。
在展区最后也就是第七部分的“结论”，策展人给参观者提出一个问题（笔者转译自英文）：2042年将是新加坡沦陷100周年纪念。到时候，经历过新加坡战役及日本占领时期的一整代人几乎都将离开人世，无法再与我们见证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周年纪念。在观看这个展览时，你有没有发现任何展品能够富有意义地叙述新加坡沦陷100周年纪念的故事？
（作者是退休工程师）
如果举办新加坡100周年沦陷纪念，我不敢肯定英语到时是不是新加坡的唯一用语；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有四种，在岛国展示任何富有历史意义的纪念活动，都不应该随意缺席。
马骏，出生于上海，战前南来投荒，青年时期的他曾创作抗日漫画在新马报章上刊出。他侥幸在日寇刺刀下活了下来，名字曾经短暂出现在前上海书局会议纪录上。据建屋发展局出版的杂志《家》1980年第2期刊载的一篇署名玉林的访问稿《马骏先生谈猴年》，马骏是“我国著名漫画家兼戏剧家”，他曾任新加坡成人教育促进局舞台艺术专修班讲师、中四会考美术进修班教师，后来担任邵氏机构宣传部经理等职。我所认识的几位本地年长人士中，就有人见过马骏，有人还记得他生前曾住在中峇鲁战前建造的组屋。
马骏这幅在新加坡光复初期，凭亲身经历与感受，在历经生死存亡之余，用美术线条和方块字记录下这段充满斑斑血泪的珍贵记忆，无疑是新加坡人永志不忘家园横遭铁蹄践踏的一幅优秀作品。除此，我还注意到展览中由前136部队战士陈崇智创作的《英军投降》，以及他撰写的回忆录《我与136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联军反攻马来亚敌后抗日纪实》一书的部分华文手稿。
更讽刺的是，在各种展品中，我发现一张当年的昭南市伪政府宣传画。在英军将领白思华向日军将领投降的照片下，以“新生昭南二周年纪念”为题的一段文字，居然是以日文、马来文、中文和英文四种语文呈现。我想，如果马骏先生在天有灵，俯视他度过大半生的城市时，应该惊讶它已非本来家园。
我不久前去了国家博物馆，花一个多小时仔细观看由七个展区组成的多媒体展览《乱离时代：1942年新加坡沦陷时期的回顾与意义》。看得出展览策划者动用了声频及视频等不同技术，以静物的展出与动画的演示，以及互动式的故事叙事方式，企图重现历史，让今天的观者了解80年前曾让这块土地乱世飘零的一场外敌侵略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