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层面的同理心，除了支持民众技能再培训以应对新兴技术环境，还可以出台政策，鼓励以改善低收入群体的工作环境、工作系统为出发点的创新。此类创新要么提升低收入工种领域的技术含量，要么丰富其人文内涵，让工作价值由低向高进行转换。与此同时，政府和企业机构跟进相关培训，提升技能与知识，最终达到收入的提高。
至于更有同理心的“唯才是用”，在领英前总裁杰夫·韦纳（Jeff Weiner）有关同理心和同情心的一场讲谈中，同理心被定义为同情心加行动，同情心是感人所感，而同理心则是有主动意愿，帮助有难方脱困的感同身受。
“唯才是用”（Meritocracy）是新加坡政府长久以来倡导的用人原则。但唯才是用会因为教育资源优势“世袭”造成社会不公平，在世界各地遭到质疑和批评。不过，新加坡政府从未回避这一弊端，并一直积极力求突破极限，进行改善和优化。
社会层面的同理心，就如黄循财所提倡的，我们应该尊重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特别是低收入群体。除了从个人行动上以诚待人，以礼相处，还须要摒弃“以收入来划分阶级”的社会风气。
社会舆论和风气要鼓励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人生多维度的追求，而不是把人生的意义框限在更多的财富积累和更高的社会地位。内心充盈向上，就会少些抱怨和挑剔，更能以“大爱的精神”来看待世间人事万物。
（作者是新加坡知识产权局专利审查员）
但是，如果能更多元地定义和肯定“才能”，学生就不会被选拔框架所束缚，进而能专注在自己感兴趣的学科或领域。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最好的驱动力。能投资时间和精力在自己所感兴趣的事情上，学生必能各有所长，未来进入就业市场时，也就有了“不可被取代”的能力所带来的竞争优势。企业机构在面对具有多样性的人才市场时，也更能关注人才的综合能力和已有技能与职位的契合程度，学历和成绩则只是作为经历的参考，而不是选拔标准。如此一来，恶性循环就有机会被扭转为良性循环。
对这一点，笔者非常赞同。新加坡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因为考试和成绩所承受的压力和焦虑，一直是社会热门话题。这跟以学业论成败的教育分级制度有莫大关系。待到大学毕业进入就业市场，企业机构在进行人才甄选时，发现成绩和学历几乎是学生履历上的唯一内容，也只能以此为主要标准录用。先行者立下如此“榜样”，后来者更以此为唯一目标，进行更激烈的学位排名竞争。如此往复，恶性循环。
“开放”，如黄循财所言，是应该拓宽对“才能”的定义。除了成绩和学历之外，在其他多元化领域的专长、实际工作技能和工作表现，都可以被认同为“才能”。
在全国职工总会不久前举办的工运对话会上，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再一次强调了唯才是用在本地社会环境下的实际挑战，提出打造更开放和有同理心的唯才是用制度。
每一年，各大报刊杂志都要刊登应届毕业生各校与各专业的薪水排名和就业率的调查数据。但类似“有多少学生得到自己心仪或者感兴趣的职业”这样具有人文关怀的调查数据，却寥寥无几。诚然，财富分化是整个社会乃至整个世界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对财富的追求也无可厚非，但物质的富足从来都不能代表精神的富足。相对于只是钱财的多寡，精神的满足和追求可以从更多方面或渠道获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