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必须意识到，长期的分权化严重削弱了中央控制力。从生存的角度来看，重回个人权威、转换政治合法性是集体大概率的选择。在集权的历史趋势下，任何基于分权的派系规则都很难再起作用。

“礼貌守则”的被打破，始于2012年底开始的反腐运动。以周永康、令计划与苏荣为核心的若干地方和中央部门派系被连根拔起，表明派系政治的运行规则开始崩坏。

30年的改革开放和分权化，在为中国带去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刻画了一个复杂的派系政治。从形成上看，大的派系可以依赖共青团这样的组织为载体，由多个子派系合并而成；也可以出自某些特定的工作经历，反过来向各个地方开枝散叶。为了生存，一些相对独立的小派系选择在地方和中央部委之间穿梭，游走于各大派系之间。如中石油就和四川、青海绑在了一起；而金融、电力等其他基础产业也都被派系占了山头。一时间，九龙治水、各管一方，中央的号召力下降肉眼可见。

自秦以来，中国最成功的那些统一的中央王朝，政治上都必须经历从集权到分权再到集权，而经济上都必须经历从无序到分权再到集权。驱动这一历史周期律的，是中华大地的制度基因，是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这一对永存的天然矛盾。中国就像是一列火车，车轮的每一次滚动都如此相似，在一条不由人意志控制的铁轨上不断向前。

派系消亡的最终标志性事件，是派系首领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派系如同一个复杂的二叉树，而“恩庇侍從”又具有严格的“一对一交换”的特征，这就导致即便属于一个派系，但只要处在不同枝丫上，派系成员之间也很少存在互相协同的关系。一旦派系首领消失，派系中几乎不可能存在一个有力的继位者成为新的共主，反而“树倒猢狲散”才是派系最有可能的结局。

人们早就习以为常的这一切，在经过中共二十大后，已是一地鸡毛。再也没有了我们所熟悉的团派、上海帮、太子党，七个常委全部是习近平的忠实追随者，或是早就身份模糊的理论家。这个结果不仅出乎大多数观察家的意料，怕是政治老人也直到最后一刻才恍然大悟，可惜为时已晚。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

尽管基于旧时的派系经验，很多评论家在二十大之前给出了错误的分析，但人们从不惮于快速地找到下一个有热度的话题。例如近来讨论较多的是，旧的派系消亡后，新的派系会迅速形成吗？针对这一点，历史经验给出的答案是：会形成，但不会迅速地形成。即便形成，较以往而言，新派系的规模会缩水，寿命会变短，而派系轮替会更加频繁。且在新的合法性基础之下，之后形成的派系最多只能视作次一级的“子派系”，而非过往分权化下治水的九条龙。这些“子派系”形成后也会互相展开新的争斗，但它们之间的争斗不再由子派系自己掌控，争斗的具体形式也有可能会突破传统派系政治的运行规则，变得极端和难以预测。

早在上世纪70年代，黎安友（Andrew Nathan）就开创性地总结出了一套集权政体下派系政治的运行规则。在诸多规则中，有一条叫做“礼貌守则”（code of civility），说的是派系之间的斗争极少采用暗杀、抄家、监禁等极端手段，而更偏好于通过派系首领之间的谈判达成权力交易。分权化以来的中国就遵循了这一点，诞生了许多不写入党章的政治规则，如著名的“北戴河会议”与“七上八下”，目的是为了便于各派系之间达成妥协、控制风险。在习近平之前，中国的若干次反腐经验也都遵循着这一“礼貌守则”，点到为止。执行死刑的最高级别官员莫过于一个成克杰（编按：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2000年被捕），且无论多高级别的官员涉案，派系总能找到停损点，得以存续。

派系的兴起和沉寂，只不过是中国正在重复自己历史的又一次证明。

之后持续不断的反腐运动，则大幅增加了“贿赂—晋升”的成本，使得“恩庇侍從”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在各层级间难以建立，从而自根本上破坏了派系的微观结构。微观结构被破坏，对那些自下而上形成的大派系而言，无疑是釜底抽薪。那些通过开枝散叶发展起来的派系虽不会立马松散，但也基本丧失了扩张能力，即便偶有反击之举，大体上也只能接受被动地萎缩凋零。

以上关于派系政治的基本理论，已经足够解释近来发生的若干变化。评论家必须意识到，长期的分权化严重削弱了中央控制力。从生存的角度来看，重回个人权威、转换政治合法性是集体大概率的选择。在集权的历史趋势下，任何基于分权的派系规则都很难再起作用。因此，今年的北戴河会议毫无浪花，自邓时期以来的“老人政治”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七上八下”这一历届常委晋升的年龄惯例被轻易地突破；而之前举足轻重的大派系要么一团散沙，要么悄无声息。

过去30年间，外界对中共权力结构的解读主要集中于“派系”两字。“派系”的解释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出现政治事件，新闻评论的第一视角大多是“这是谁的人”而非事件的本质。在学术界，相对应地发展出了一个重要的文献分支：精英政治学（elite politics），重点研究的是官员之间的派系特征和权力分配。经过史宗瀚（Victor Shih）等学者的努力，对于中国的精英政治，学界形成了一套固有的分析框架，包括构建了以同学、同乡、同事为基础连接的关系网络，并与“锦标赛理论”（Tournament Theory）在官员晋升、经济增长等话题上互相争夺解释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