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董事)

以巫统为主的国阵选择与希盟合作,其实符合其战略利益。一来不违抗立宪君主的意向,向马来社会表现出忠君之态度,二来国阵和国盟在选票市场上严重重叠,与慕尤丁的国盟合作将被边缘化,选择希盟反而可以明确分工,有利于争取华人好感,徐图再起。在霹雳州的悬峙州议会,国阵同样与希盟合作,逻辑显然一致。

马来西亚第15届大选后出现悬峙国会,没有单一政治阵营可以立刻组成政府,经过连日来的博弈和协商,最终由议会最大阵营希望联盟(希盟)主席安华依布拉欣成功筹组政府。新政府以希盟和国阵成员党为主,再加上东马的党派,显得较为包容性和多元性,以抵御选后伊斯兰势力壮大的压力,也有望创造出有别于旧国阵模式的政治新秩序,实际意味着马来西亚政治已迈入新阶段。

由安华出任首相,结合国阵和东马政党成立政府,也是马国形塑政治新秩序的起点,既是民主转型的软着陆,也有望告别旧有秩序。自1998年以来,马国进入漫长的民主转型阶段,反对党和民主人士试图打破国阵的威权民主体制,屡败屡战,历经艰辛。国阵的政治模式表面上是各族群政党分享政权,实质上巫统一党独大,这个体制既有种族威权色彩,也有中央集权的性格。

此前,马国民主派人士倡导两线制,仿效英美两党制,主张建立两个跨族群的多党派阵线,彼此轮流执政。可是2018年国阵下野后,两线制理念未能实现,反而呈现政党破碎化局面。如今希盟与巫统两个竞争多年的宿敌,在大选后根据议会实力协商共组政府,是参照西欧的联合政府模式,希望走出一个新的政治秩序。

这个新政府尚须接受检验,预期将会面对马来右倾宗教势力的顽抗与压力。无论如何,相对于2018年上台时标榜进步和理想性格的希盟政府,这次安华组阁,应该会采取更务实与谨慎的姿态,相信也有更坚定的抗压能力和政治韧性,去回应全新情势,建立后国阵时代的政治新秩序。

在组阁陷入僵局之际,君主立宪的体制发挥了调解与疏理作用。国家元首倾向筹建一个具包容性的团结政府,意味着联合政府成员要纳入希盟,同时也要有马来建制力量的参与,它既可以是国盟也可以是国阵。由于国盟的慕尤丁坚决反对与希盟合作,最后焦点就放在国阵身上,它必须作出选择而非置身事外。结果国阵同意加入希盟主导的联合政府,化解这次僵局。

国阵模式的特征在于,收编各族群的保守精英,在体制内接受巫统分配权力,从中调节社会分歧。据此建立的这套政治秩序,维持了30余年之久,经过2008年以后三届大选的摇撼,终在2018年崩塌坠落。但是,国阵的政治秩序被终结后,一时之间并没有另一套有效的新秩序可资替代,而威权体制又蠢动回潮,这就是过去四年半政局浮动,无法确保政治稳定的主因。

希盟无疑是议员人数最多、得票率最高、包容性最强的阵营,有跨族群的议员和不同宗教与文化的代表,在砂拉越和沙巴亦有议员当选,更获得东马政党支持,有较广泛的代表性与全国民意基础。可是,希盟并没有取得马来社会认同,甚至在马来人选票的竞逐中败下阵来,落后于国盟与国阵。要是希盟主导的政府只以非马来人选票为主,另加部分东马议员,其政权是脆弱与不稳定的,它必须得到西马的马来建制政党支持,才可以减轻马来社会的不安。

安华政府涵盖了马国政治上进步与民族主义的成分。希盟代表多元、进步和城市中产阶级的改革力量,巫统则是代表中间偏右、马来民族主义和乡区群众的保守政党。两大阵营包含了马国社会主流的政治光谱,将意识形态更为右倾和排他性的国盟,排除在联合政府之外。

2022年大选最出人意表的结果,就是伊斯兰政治的强势崛起。由伊斯兰党和土著团结党组成的国盟,在马来人社会取得过半选票,在东海岸大胜,并在雪兰莪州以北扩大影响。如果由国盟主导政府,其政治光谱过于保守和右倾,会对广大的非马来人带来压力,也不受企业界和外资欢迎。因此,过去五天马国筹组联合政府的过程,主要纠结于一个矛盾,即权力安排是否要反映社会的多元性和包容性,才符合马国的民情和社经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