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英培安逝世满两周年，城市书房遵照他的遗愿，为他出版了《写作与阅读——英培安文论集》（刘碧娟主编），日前在国家图书馆16楼观景阁发布。正如刘主编所说，这本书是作家最后，也是最“厚”的遗作，从结构主义谈到女性意识，博大精深。
其实真正的方言小说，它的读者面是有局限性的。比如1971年林迪的《冤鬼余》，以香港麻雀馆赌徒为背景，只有香港特定阶层的识字者，才看得懂其中用语，或对小说的题材感兴趣。
母语问题从来不是非黑即白，可说是非常“辩证”的。
以社会结构而论，不仅中华总商会须废除过时的方言帮制度，以华语为议事语言，在教育上，英文英语一枝独秀，若不以华语为母语，维持它作为教学语言的地位，语文程度的滑落肯定会加速。
他说方言进入自己华文小说中，主要出于小说人物的背景。如南洋华人在祝酒时，绝不会说“大家干杯”，而是以粤语高喊“饮胜”。作家也因其本身的生活背景，不知不觉地用上方言。例如他有本小说叫《寄错的邮件》，有人告诉他“寄错”是广东方言，正确（规范）的华文应该是“错递”。
书写方言须有章则
一度“流放”大江南北的作家高行健，便曾在台北《联合报》上答读者问，说他在北京待了30多年，北京话是他主要写作语言，但此外，他生在江西，懂得江西、四川、湖南方言，母亲是绍兴人，“这些方言都可以融入我的写作中。”
华语定为母语是社会之需
不久前在报上，有论者摘取英先生文句“把华语当华人的母语是错的”，指是斩钉截铁的定论，是读书人的风骨，大义凛然（换句话说，把华语当母语之人都是毫无腰骨、市侩、无情无义者），显然值得一点商榷。
这里也有社会背景。因为对某些“英文比华文好的年轻人”而言，把华语定为华人母语，无疑会带来一种伦理上的压力。于是本地也曾经出现过教育上应“公平竞赛”的呼声。但怎样才算公平呢？大家都选华文B，口试讲一些杂碎的话也可以过关，就是最佳标准？
其实，英培安的整句话是这样的：他说，当年像他那样的华校生，上课用华文华语，下课后则讲自己家乡的方言，“因为方言是我们的母语，不是用以在华人间沟通的华语，把华语当华人的母语是错的”。
至于小说《戏服》里用了大量的广东话，理由是小说主要人物梁炳洪与德仔，一直生活在广东话的环境里。作者本身也因探讨广东戏班的底蕴，重拾小时候从丽的呼声听到的广东戏曲的兴趣。长大后兴趣变了，而他写《戏服》也并非为了提倡方言文学。
英先生的文章其实也有一些很敏锐的观察：“没想到现在对粤剧着迷的，竟是一群英校生。”“现在关心方言与新加坡文学的关系，常将方言用在文学与戏剧里的，是一些英文比华文好的年轻人。英语剧运与电影界的年轻编导几乎都会在他们的作品中混杂方言。”
诚然，英先生所说的，是“当年华校生”的语境。但社会是不停在演变的，新加坡的华人，不论华校英校，他们之间的通婚固有相同籍贯的，但不同籍贯者会逐渐增多，异族通婚也很常见。对下一代来说，何种华人方言是其“母语”，确会越来越模糊。
（作者是退休报人）
但高行健也提出警惕：“我曾说，寻找一种现代汉语（现代华语），意思是可以把各种方言吸收、丰富到现代语言中来，但有一个条件，必须是不说这种方言的人听来也能接受。如果把只有说这种方言的人才懂的说法或语汇直接引入的话，恐怕不妥。”
英培安是本地绝无仅有，或许是唯一的华文专业作家，对华文书写早已游刃有余。《新华文学的书写与方言》一文，更是内涵丰富的经验之谈，尤其是小说的书写。
也许高明的英培安早已有鉴于此，《赤道风》108期，新生代作家李青松在评《戏服》时说：“作者对于方言的处理能够形成一种当时生活的真实鲜活感……而作者对于文体巧妙的处理既能够引发说粤语者的共鸣，而同时也不会对不讲粤语的人造成阅读的障碍。”方言书写，是有章则可循的，以上高行健、英培安，都是其中高手。
以背包旅行书写闻名的本地作家吴伟才，在回忆青少年时代的新书《仔鱼时光》发布时，曾接受电台访问，大意是说，现在很多人都害怕方言会失去，但语文是不断演化的，把方言写入华文文本中，其实也是一种保存方言的方法。
阅读英培安，思前想后，觉得前人对我们的启迪实在是太多了。断章取义地撮取书中只言片语，用以鼓吹自己的一套意识形态，固然可以暂时赢得若干掌声，但虚心聆听，殷实求证，恐怕才是从阅读中汲取乐趣与养分的最佳途径。
由于《联合早报》言论版去年曾掀起教学上华语方言之辩，本文只针对书中《新华文学的书写与方言》一文，谈谈一些个人的涉猎。这是英先生在2019年作家节上，关于“书写方言”课题发表的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