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经过20多年来马国急遽的政治社会转型，反而印证了安华的主张更有现实需要，以修补权力集中和贫富差距的局面，与巫统长期的右倾政经模式作出区隔。安华上台后重拾昔日理念，正是试图以人文价值去洗涤过度的贪婪与物质欲望，更新社会改革策略。

这三条线索交织激荡，就发展出一套带有文化视野、公民社会关怀与道德复兴的理念。

安华在书中以伊斯兰为主要论述框架，但着重阐述了公正和宽容这两个主题。他诉诸伊斯兰价值，是要强调穆斯林与其他文明必须超越彼此的差异，争取对话而不是对抗，以回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经济上，他主张中间道路，并将儒家和西方的思想，与伊斯兰的经济正义概念相结合。在文化方面，安华指出公正、美德和同理心等内涵，在亚洲是普遍存在的，若加上本地区宗教的多样性，将是亚洲文艺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

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上任未届100天，就公开阐述施政的总体理念。他以含有伊斯兰思想元素的Masyarakat Madani作为新政府的执政论述。这概念有不同中译，如公民社会、文明社会或昌明社会，从翻译和理解上的歧义，正好说明中文社会对这主张仍然陌生。无论如何，安华旨在提出一个有别于巫统过去所偏重的“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的右倾保守路线，有意重塑政府治理的意识形态，并尝试连结多元社会的跨文明特征，既有思想格局，也充满战略企图心。

安华透过该书指出，在90年代的后冷战氛围下，亚洲在经济上创造了东亚奇迹，对亚洲无疑是福音，因为它使亚洲能够重新发现其灵魂，并重建本身的文明，因而提出了“亚洲文艺复兴”。

第一，在族群议题上，他从早年学运时代的马来民族主义，逐渐转变为多元文化主义，包括后来成立公正党时，都坚持非族群的公民政治（non ethnic civil activism）。第二，在意识形态上，安华从创设大马回教青年运动（ABIM）开始，就对经济不平等、社会不义及公民自由受到钳制，在道德上都持批判立场。第三，安华有反体制的个性，往往容易得到学生、青年和公民社会支持。

为政经问题提供文化解决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综观安华的Madani概念，和他推崇的儒家理想社会秩序，其实有甚多契合之处。以中文的语境而言，核心精神就是仁政与礼制、大同与小康。就这层意义而言，这概念亦可称为仁爱社会。

契合儒家理想社会秩序

（作者是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董事）

他深信亚洲的人文和科学，可以在强大的道德和宗教基础上，重新绽放。Madani则是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秩序，包括公民社会、社会公正、永续发展，以及关怀弱势的道德经济学，以对照当时盛行的、偏重威权秩序和物质发展的亚洲价值观。

经过20多年来马国急遽的政治社会转型，反而印证了安华的主张更有现实需要，以修补权力集中和贫富差距的局面，与巫统长期的右倾政经模式作出区隔。他上台后重拾昔日理念，正是试图以人文价值去洗涤过度的贪婪与物质欲望，更新社会改革策略。

对熟悉安华思想历程的人而言，Madani概念并非全新倡议，他早在1990年中期已经表述过这个主张。由于当时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在西方成为一时显学，曾有论者将Masyarakat Madani理解为有伊斯兰特色的公民社会。但就思想脉络而言，公民社会有不受国家干预的独立空间，而伊斯兰较注重社会参与的道德面向，却对个人自由有所顾忌。因此安华当年就强调，他理想中的社会秩序，须建基在道德原则上，才能平衡个人自由和社会稳定。

安华后来投入巫统体制16年，深受马哈迪扶持，两人更结为亲密盟友。此时期的安华并未反对马哈迪路线，即以资本主义发展来壮大马来民族主义的策略。他同样不能回避马哈迪以经济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不过他可能倾向要为政经问题提供更多文化方面的解决方案。

马国政治从上世纪70年代的拉萨首相开始，一直到马哈迪的狂飙岁月，巫统的意识形态都围绕着马来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两大支柱。但是1998年金融风暴却暴露出权贵寻租和高层贪腐的现象，为这种体制敲起丧钟——纳吉的惊天丑闻就是结构性腐败的直接后果。至于慕尤丁和依斯迈沙比里，在他们短暂执政期间，一来偏向内政，二来缺乏思想高度，根本无从提炼出任何深思熟虑的施政论述。

直到安华在巫统站稳阵脚，逐渐展露接班气势时，才在巅峰时期开始阐述个人的政治论述，在1996年出版的《亚洲的文艺复兴》，既表达政治抱负，也宣扬Madani概念。有论者认为，马哈迪的民族主义宏图，多局限于经济思维，强调与西方的竞争甚至对抗；安华的民族主义则饱含较多的文化和思想面向，包括热衷追寻亚洲共同的历史和思想资源。

安华为什么会对Madani有所偏爱，历经20余年的政治浮沉，仍然不改其志？这必须从安华的思想历程来理解。

按学者邱武德的说法，透过安华政治生命上三条重要线索，或许可以理解其思想构架。

安华在巫统一路攀升，其实是伴随着马哈迪政经模式一起成长与崛起，甚至是最大受益者之一。他在1990年代经济高速成长的阶段，分别提出亚洲文艺复兴和Madani社会秩序，并不旨在挑战和否定马哈迪路线，更多的是作为当时体制的互补、延伸和内部竞争，为偏向物质主义的路线注入某些人文、道德精神，增添平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