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现代汉语对英文自甘为奴”恐怕还不是最让他愤慨、要人行文鉴戒的。古德明的文章更多是借谈论语言问题，来嘲讽时下政局的人事物——诸如他指“伤害某某的感情”是“hurt one's feeling”的硬译，中文所谓的“受伤”从来是指肉体之伤，中文有“伤感”“伤情”“伤怀”“伤心”，但这些都不叫做“受伤”。
他认为现代人已懒得学传统中文，学的都是英式中文，即所谓的现代汉语；但他并非否定语言演变过程中所受到的外来影响——例如，中文里本无“download”一词，直译作“下载”无妨；但不说“警方拘捕他”而说“警方对他采取拘捕行动（take arrest action）”，这些现代汉语的不知所云，他直言“那不是下流是什么？”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多媒体编辑）
当年还没有美中对抗，没有莫名奇妙裂变出来的“中华胶”和“慕洋犬”，也没有动辄出征的“五毛党”和“网军”，遣词造句即便须斟酌，却不至于要像今天连“过什么年”都须小心翼翼。“新春活动展板事件”发生的场所，甚至是位居世界前列的大专学府，“受伤”的当事人应当仿效古德明，花点时间把心中愤懑写成文章“记录下来”——涂鸦绝对是下策，借古德明的话来概括：“这是小学高年级学生都不应犯的错误”。
在我的求学年代，报章副刊还有连载小说的版面，在金庸小说的下方就有古德明的专栏“读故事·学英文”。他的英文非常好，中文造诣也极高，短小精悍的文章与其说是在教授英语，不如说是寻根究底地译介中西文化，他就曾说过写这些文章“不只是希望读者多识英文而已”。当时报章还转载过一篇他的人物访问，内容已记不得，唯印象深刻的是当中写到的一句（大意）：“古德明就是对不入流的中文不耐烦”。
古德明是香港英语教育作家、时评家，曾任《明报月刊》总编辑。他有一次回忆昔日旧办公室时，很不识趣地写道“（新的明报大厦）一切都很先进，但我还是比较喜欢旧时的《明月》。”真性情可见一斑。
过年过节在今年显得特别有意义，因为大家都被这三年的疫情折腾得疲惫不堪，心里期盼的不仅是一顿久违的团圆饭，还有那久违的团聚。我也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份难得，对闹腾的贺岁歌曲就多了不只一份忍耐。“南大新春活动展板事件”倒是吹皱了一池春水，看了这则新闻后，我竟不明所以地想起了古德明。
我是在多年后才领教到他的“不耐烦”。当时在香港书展看到他的书，出版社是知名于出版香港本土文化与政治议题的“次文化堂”。我当下有种巧遇故友的欣喜，马上买了几本。这些书有的是纯粹谈英文，有的则是批判“下流的现代汉语人”——从“下流”“洋奴”，进阶到“自甘下流”“天下第一洋奴”，骂得底气十足。他所列举的“假中文”，没有一个是我这种“现代汉语人”不曾犯过的。
有更多他敢写、但我却不敢引用的例子。就连鲁迅都在他嘲讽的名单之列。他甚至指北岛的名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凸显了现代汉语的浅陋。因此他常与人打笔战。然而，就算偏执如古德明者，也不会在公共场所涂鸦，把自己不乐见的硬改成自己想看的，而是“把不中不西的现代汉语记录下来，和中文对比，供有心人参考”，并认为“未必是没有意义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