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陶公铸的阐述，显示海唇福德祠在道光甲申到咸丰甲寅年间、即19世纪中叶以前的基本状况：该庙原本是一座埋葬移民先人的无主孤坟，因“声灵显濯远近蒙庥祈祝者日众”而于“道光甲申”建庙。在建庙30年之后的咸丰甲寅，因庙宇为风雨剥蚀瓦毁墙倾倒，庙方管理者为此发动一次劝捐以“筹集巨资”“大兴土木”重修庙宇。据陶公铸所言，他撰文所依据的是当时他能阅读到的绿野亭议案簿、账本等类记录，故他的记录较为可靠。不过，陶公铸在文中未提及参与海唇福德祠建庙与重修过程的华人移民社群。保留下来的海唇福德祠牌匾，则为研究开埠初期的新加坡广东移民社群提供了重要的金石记录。
从牌匾内容看19世纪上半叶广东移民社群
有关海唇福德祠的由来，刊载在1960年《福德祠绿野亭沿革史纪念特刊》中的陶公铸《福德祠绿野亭沿革史》一文，有以下阐述：“据前人所述，当日神座为一长者之坟地，初不过陋小而仅具规模。后以声灵显濯，远近蒙庥，遂至祈祝者日众。及道光甲申，乃集众而扩建之，并为属人多谋福利之事，由是香火日盛。历三十年，至咸丰甲寅，庙宇为风雨剥蚀，已有瓦毁墙倾倒之叹，同人等又复合众议而开劝捐之规，藉彩香以成蜜，募集巨资，大兴土木之工重新建设，历岁而功峻，庙貌焕然而聿新矣。”
第二、赠匾者的社群所属与“广东”省籍认同。在保存下来的涉及15个纪年的14块海唇福德祠匾额中，除咸丰甲寅由“沐恩众弟子”所赠的“德泽流辉”匾外，其余均可见赠匾者的社群所属：
在19世纪新加坡华人移民社会，海唇福德祠是一座重要的庙宇。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历史悠久。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福德祠多称为大伯公庙，供奉福德正神为主神。自1819年新加坡开埠后，华人所建最早的三座大伯公庙宇为海唇福德祠、丹绒巴葛福德祠与峨槽大伯公庙，其中以海唇福德祠年代最为悠久。更重要的是，当南来拓荒的华南移民在英殖民政府统治下的新加坡重建新家园，海唇福德祠曾扮演重要的角色。林孝胜在《新加坡华社与华商》一书的研究中指出，在19世纪由福建帮与广、客、潮、琼联合阵线组成的两极性帮群政治架构中，海唇福德祠是后者的总部。近来笔者在研究中重新研读保存下来的海唇福德祠牌匾，对19世纪上半叶的新加坡广东移民社群有一些新的思考，故撰写此小文就正于方家。
除了上述道光甲申的两块匾额外，涉及咸丰四年（1854年）庙宇重修后的11块匾额中，咸丰乙卯年赠送的有九块，分别由“沐恩弟子埔邑余宰兆崇先”“沐恩潮郡众治子”“沐恩丰顺大埔永定众弟子”“沐恩嘉应信士罗祯祥等”“沐恩惠州众信士”“沐恩信士肇庆馆”“沐恩冈州馆众信”“沐恩广府客邑众弟子”“沐恩嘉应众弟子”赠送的“福庇无疆”“群黎保障”“福庇苍生”“惠我无疆”“德高千古”“德被南方”“福至冈城”“恩厚沾同”“德符坤厚”匾。另有1856年与1857年的两块匾额，一块是咸丰丙辰年“沐恩伍姓宗众弟子”所赠的“德恩同沾”匾，另一块则是咸丰丁巳年“沐恩弟子宁邑梅遂和店”赠送的“赫有观鉴”匾。
作者是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保存在海唇福德祠内的牌匾，是研究19世纪海唇福德祠的另一类重要金石文献。这些牌匾共计14块，均以中国清朝年号纪年，时间上从道光甲申（1824年）延续至咸丰丁巳（1857年）。其中道光甲申纪年的有两块。其余12块匾额均与咸丰甲寅（1854年）庙宇的重修有关，其中有一块匾额纪年为咸丰甲寅，另有九块为咸丰乙卯（1855年）所赠。还有两块来自咸丰丙辰（1856年）与咸丰丁巳（1857年）。
简要结论
对海唇福德祠匾额内容的再解读，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省籍认同”对于殖民地时代新加坡华南移民的社群凝聚、整合与重组所具有的重要纽带意义，进而从移民史与移民“祖籍认同”等新的视角，反思19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存在“两极性帮权架构”这一重要理论。
海唇福德祠内有两块立于道光甲申的牌匾，一块来自“沐恩潮州众弟子”，另一块来自“广惠肇三府沐恩众信士”。“广惠肇三府”赠送的匾额上有“道光岁次甲申年仲春吉日立”与“咸丰四年重修”字样，显示该匾历经道光甲申与咸丰四年两个年代。根据两块牌匾的内容，这座原本规模很小、埋葬无人祭拜的移民先人的孤坟，至少在1824年已经变成了庙宇，且因赠匾者为“广惠肇”与“潮州”移民，使该庙宇开始具有社群边界。
海唇福德祠的由来与保留下来的牌匾
保留下来的海唇福德祠匾额显示，出现在新加坡开埠初期的海唇福德祠，至少在1824年已经从一座无人祭拜的孤坟，转变为具有华人移民社群边界的庙宇，并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逐渐成为新加坡广东移民的一个聚合中心。“省籍认同”是维系这一时期南来拓荒的新加坡广东移民内在的文化纽带，该社群的重组则呈现多元之形态。
第一、从移民先人之葬地到具有社群边界的海唇福德祠。
一类是与祖籍地直接对应的移民重组社群。这类社群又可分两种状况，一是以社团形态呈现。如1855年以“肇庆馆”“冈州馆”名义赠匾的肇庆与新会移民社群，另一种是非社团的形态，如“潮郡”“嘉应”“惠州”“茶阳”“大埔”“肇庆”等。值得提及的是，匾额中有一块由“伍姓众弟子”所赠，显示以姓氏为纽带凝聚移民的宗亲社群，亦是这一时期广东移民社群重组的一种形态。
海唇福德祠牌匾所提供的另一重要信息，是19世纪上半叶新加坡广东移民在“省籍认同”纽带之下，所呈现的社群重组之分类与形态：
第三、省籍认同之下，广东移民的社群重组与分类。
以上牌匾中还有三块写明是个人所赠。这些赠匾者亦在姓名之前冠以祖籍地名。如咸丰乙卯年埔邑的余宰兆、崇先赠“福庇无疆”匾；同年嘉应信士赠“惠我无疆”匾；咸丰丁巳年宁邑梅遂和店赠“鉴观有赫”匾。这些赠匾的个人多为所属移民社群的侨领。如埔邑的余宰兆，根据新加坡茶阳会馆百年纪念特刊的记载，是新加坡茶阳会馆的创办人之一。1858年茶阳会馆成立时，他任副理。另一位宁邑的梅遂和，即祖籍广东台山的移民梅湛轩，他以其遂和店号赠匾。梅湛轩是19世纪新加坡广府移民社群重要侨领之一，活动的舞台涉及海唇福德祠绿野亭、广惠肇碧山亭、新加坡养正学校、新加坡同济医院等等。当1890年英殖民当局成立华人参事局召开首次会议时，梅湛轩代表广帮赴会。
星洲聚焦
上述牌匾的内容显示，13块牌匾的赠匾者在姓名之前，均冠以在广东省境内的祖籍原乡地名，包括“广惠肇”“潮州”“丰顺”“大埔”“惠州”“嘉应”“冈州”“肇庆”“宁阳”“广府客邑”等。这说明在19世纪上半叶，南来拓荒的广东省内的广府、潮州、客家等不同方言群的移民，透过海唇福德祠庙宇聚合在一起。换言之，广东省籍认同，是这一时期维系与整合新加坡广东移民的内在文化纽带，海唇福德祠因而承担了凝聚新加坡广东移民的重要功能。
上述涉及15个纪年的14块海唇福德祠匾额内容，显示与19世纪上半叶的新加坡广东移民社群相关的一些重要课题：
另一类重组社群则与祖籍地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这类社群有“广（府）惠（州）肇（庆）”“丰（顺）永（定）大（埔）”“广府客邑”等，显示在祖籍认同的纽带之外，这一时期华人社会帮群互动等具体的时空情境，亦是制约广东移民社群重组的另一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