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扩容不仅扩大了金砖组织的国际影响力，而且有助于中国利用这一平台拓展在中东、非洲、拉美等地的影响力，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金砖组织视形势需要，未来还有可能再次扩容，涵盖东南亚、南亚等地的重要经济体。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副所长，高级研究员）
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一直高度重视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冷战时期，毛泽东提出著名的“三个世界”思想，把当时的世界划分为三大类，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是第一世界，已经工业化的区域如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是第三世界。今年人们谈及的“全球南方”和第三世界概念高度重合，即便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国已经跃升为高收入国家，国际社会仍普遍把这些新兴经济体和老牌工业化国家相区别，归为“全球南方”的一部分。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仍然把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属于“全球南方”。这些“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治理问题上往往具有一些相似的观点，如强调扶贫、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转让和援助等。因此“全球南方”如今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更多涉及国家的政治身份认同。
中国外交正面临新的调整，将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的重要性，甚至可能放在首要位置。与此相配合的是，中国的对外贸易及投资重点也有可能转向南方世界。
新时代中国外交重心调整
然而，由于当时中国国内发展水平较低，一些经济援助超过当时经济实力所能承担的水平，加上70年代中后期以后，中国逐步修补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第三世界战略有所降温。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将国家的战略重点放在国内经济发展上，出于吸引外资、技术和出口市场的需要，发展和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占据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位置，但自2020年以来，“全球南方”的亚细安，开始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不断创出新高。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也在不断增长，仅2022年这一数字增长高达19%，大幅超过同期中国外贸的整体增速。中国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也增长了7.7%，沿线国家对华实际投资则增长17.2%。随着部分西方资本转移出中国，“全球南方”将成为中国招商引资的新方向。
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决策层更是形成“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的共识，以此描述中国对外政策重点的排序，大国关系尤其是对美外交，成为重中之重。这也符合当时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政府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来进行国内经济建设。但同时，随着国力上升，中国也重新重视发展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突破口首先放在周边的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等地。在胡锦涛时期，中国和非洲关系取得突破，并于2006年在北京举办盛况空前的首届中非合作论坛峰会，30多个非洲国家元首出席。此后又多次举办相关活动，中国还宣布减免债务和大规模援助的项目等。
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以后，中国外交重心进一步转向“全球南方”。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在海上和陆地上途经众多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最后直达欧洲。“一带一路”是一项帮助沿线国家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发展经济的宏伟计划，虽然也包括发达的欧洲经济体，但更主要着眼点是在亚非等“全球南方”国家，和美国后来提出的印太战略所包括的印太地区，有很大的重叠。“一带一路”是中国第三世界外交在习近平时代的一大具体体现，表明中国开始逐步再次把外交重点放在第三世界国家。
近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南非出席金砖国家峰会，会议期间金砖组织进行大规模扩容，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这六个“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重要国家得以加入。习近平今年到目前为止只对外出访两次，这次南非之行是继3月对俄罗斯国事访问后的第二次出访，凸显了当下中国外交已把“全球南方”放在首要位置。
在毛泽东时代，基于三个世界的理念，中国外交将重点放在第三世界。当时中国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都不好，而由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中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也难有大的发展。所以当时中国把外交布局重点放在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大量援助支持这些国家的发展，同时也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取得联合国代表权席位，被视为是中国第三世界外交的一大成就。
近年来，中美关系日趋紧张，中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大不如前。贸易战、技术封锁、产业链转移、边境管控以及“去风险化”等，使得中国和西方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大幅降低，交流和往来也有所减少。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中国外交正面临新的调整，将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的重要性，甚至可能放在首要位置。与此相配合的是，中国的对外贸易及投资重点也有可能转向南方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