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较而言，中部省份安徽的省会合肥市拥有980多万人口，去年人口增长却达到惊人的22万，超过任何东部沿海城市的人口增量。西南省份贵州的省会贵阳市人口也增长了18万，不仅超过北上广深，也高于杭州、南京、厦门这些东部二线城市。其他人口增量较多的城市还包括中部的郑州、西部的成都、西安和长沙等省会城市。
从区域发展战略来看，中国政府很早就看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东西部发展不平衡问题，并提出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等计划，但很长一段时间收效并不显著，人口继续向沿海流动，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人口规模出现失控，造成很多社会治理问题。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副所长、高级研究员
伴随着全球和中国经济格局的变化，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中国人口流动正发生深刻的方向变化，由过去的重点向东部一二线城市转移，到现在的向中西部城市（群）聚集。
今年，中国大学毕业生人数达到1179万人，再创历史新高，这些年轻人的就业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被鼓励去中西部地区寻找新的工作机会，而不是像他们的父辈那样，选择留在沿海一二线城市。
人口流动的方向变化也与中国的产业布局调整密切相关，一些人口增长较快的省市，往往也是电动汽车、数码科技、新能源等新兴产业聚集的地方。合肥、郑州等城市人口的增加，与当地的新能源汽车和高新产业园的发展密切相关。海南本岛包含海口市、三亚市和儋州市三个地级市，2023年全部录得人口正增长。这与海南省正在建设自由贸易港关联很大。
自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进程以来，人口逐步向沿海大城市聚集，由此形成了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个一线城市，以及以沿海省份省会城市为主体的二线城市群体。这些沿海一二线城市长期以来成为吸纳外来人口的重点城市。近些年来，随着沿海大城市的人口容量趋于饱和，人口不再大规模流向这些一二线城市，开始向中部甚至西部的一些省会城市加速流动。这正在改变过去40多年形成的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聚集的大趋势，为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均衡发展提供人口支撑。
近年来，疫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让沿海出口加工企业受到很大打击，外资也有减少的趋势。双循环、国内统一市场和新质生产力战略，却让中西部腹地的自主研发和生产基地有了很大发展空间。中国政府也鼓励人才从沿海一二线城市“下沉”到内地大、中、小城市，并支持沿海发达城市对口向内地城市提供人才、资金和技术，以帮助内地城市发展。
一线城市不再是流动人口首选
长期以来，北上广深是中国国内人口流动的首选城市。这些一线城市因经济发达、对外开放度高、基础设施完善以及就业机会多，而成为吸纳外来人口的大户。以首都北京市为例，1990年人口规模约为1080万人，而到了2000年则增加到1380万人，10年增加了300万人。到了2010年，人口进一步增加到约1960万人，10年又增加了580万人。2020年北京全市常住人口则达到2190万人，10年再增长了230万人。
中西部城市的崛起
中国的出口导向战略在很长一段时间，支撑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高速增长，也在这些省市聚集大量人口。近些年，中国与美、欧、日等传统贸易伙伴间的经贸联系，受到地缘政治和贸易摩擦等因素的干扰，中国政府提出国内国际双循环、下沉式发展、新质生产力等新发展理念，避免经济重心过度向东部大城市倾斜，强调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
然而，并非所有的中西部城市人口都在增加，事实上很多中西部城市人口仍在减少。以西部邻近的成都市和重庆市为例，2023年成都人口增长13.5万，而重庆则减少了约22万。中部省份河南省省会郑州市人口增长18万，但同处河南的周口市、信阳市和南阳市的人口减少都超过10万。由此可见，即便是中西部城市之间，也面临着激烈的争夺人口的竞争。对于很多中西部省份而言，省会城市的人口增长，是以周边其他城市的人口减少为代价的。这不利于经济往中小城市和县城“下沉”发展，新的发展不均衡将会出现。
对于很多中西部省份而言，省会城市的人口增长是以周边其他城市的人口减少为代价的。这不利于经济往中小城市和县城“下沉”发展，新的发展不均衡将会出现。
同时，约占40%劳动人口的农民工群体，也越来越趋向于就近寻找工作和定居。随着东部出口加工工厂的关闭和内地工作机会的增加，农民工的跨省流动（尤其是从中西部往东部）正在减少。人口老龄化使得年轻农民工须要就近就业以方便照顾老人。这些因素都在深刻改变农民工自西向东的传统流动方向。
2020年以后，北京市人口增长出现了明显放缓的态势。2023年全年，首善之地北京人口仅仅增长1万5000人，大大少于2000年至2020年间每年平均约40万人口的增量。北京市的高房价和当地政府出台的控制外来人口的政策，是导致北京市人口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其他一线城市的人口增长也呈同样放缓趋势。拥有2400多万人口的上海市，去年只增加了11万6000人；而1880万人口的广州只增加了9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