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大人、华校生、华文教育，还有被牺牲或者感到失落的一代人，历史必须做记录，但很多人即便失落过、牺牲过，也没让悲情不断地重复，陷入永恒循环中。他们怀着南大和华校生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精神，自豪地往前走。
到黄金戏院看《大风吹》，时光倒流到七八十年代。
《联合早报》在12月22日刊登了李元瑾《“无关紧要的一年”——充满灰悲色彩的伤痕电影》和刘培芳《大风吹，吹什么？》两篇观后感，她们两位都是南洋大学1971年的毕业生，一个是历史系，一个是政行系的。
刘培芳也担心“那些在英语教育体系长大、中文水平日益低落的年轻一代，在看了这部男主角性格阴沉得有点令人厌烦的电影，心里有何感悟？”
两位都不希望“南大人”的形象被“林诚顺”代表。李元瑾虽然也承认南大人当中有一些在职场上不顺意，对生活感到失望，对不平等待遇心生怨愤，但她担心这部电影中刻画的这个“南大人”形象，被一知半解的年轻一代理解为失败的一群、郁郁不得志的可怜人，或者苟且偷生的一代。
我看的那场是一个星期一的下午场，观众不多，大家都静静地看到最后，听完片尾曲《秋风》，这个版本有很浓的秋瑟与怅惘，当下我不确定是编曲和歌手唱出的，还是电影本身营造出来的。
我要提出另一个音乐使用上的小失误。男主角有一次开车到工地，车上播放的是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的录音。或许资料收集者查到这首作品是作曲家刘文金在1978年构思的作品，实际完稿和首演是在1982年，录音带更是之后才面世。如果影片的背景设定在1979年，《长城随想》还没问世。这些背景和细节的失误，让影片的说服力进一步打了折扣。
令我纳闷的是，通过建立在一个偏离现实的理解去理解这个群体，不论是同情、认同还是怜悯，都不是真实的，这些情绪有必要吗？
（作者是《联合早报》执行总编辑）
说到偏离现实，李元瑾和刘培芳都提醒，南洋大学没有建筑系，“林诚顺”的建筑师身份很不自然。
我希望这不是为了掩饰自己内心极度的懦弱，而失去一个人基本的正义和道德。如果是，怎么会有人愿意被“林诚顺”这样的人代表？
我想这部电影还是有一定的意义，或许更适合那些认为新加坡有“华人特权”的人去看，理解一下为什么指着家里的长辈说他们有特权时，是对那一代华校生更深的伤害。
现实中确实有一些人被愤怒、恨、嫉妒吞噬到要把人生中有价值的东西都毁灭，然而这样的悲剧，不是华校生或南大生的必然，更不可视为无辜的受害者。走不出悲情，丢掉了理性，实际上是自己的加害者。
电影拍得好不好，我这个外行不能像影评人一样评论。基本上从叙事的流畅、演员的功力和镜头的掌握，都属于一部不错的本地电影。但是我不确定是否应该推荐身边的长辈去看，我想他们的感受肯定比我更深，对影片所表现的扭曲情绪会更不认同。
然而，我有一种空气稀薄，不太能畅快呼吸之感，一方面沉重得很压抑，另一方面又很虚无但却轻得飘不起来。突然想起几十年前，在同一个时期的老戏院看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后那种难以言喻的郁闷。对了，就是那种难以承受之轻。
“南大生”或者“华校生”的身份，背负着太多别人的想象，很多人自己的包袱早已经放下，别人的包袱，包括对过去和当下的不满，却一直叠加在这个身份上。
可是更多的是凭着自己的乐观和努力，有尊严地过日子。他们甚至很厌烦一再提起那段感觉自己被牺牲的岁月，不愿意自怨自艾地舔伤口过日子。“南大生”或者“华校生”的身份，背负着太多别人的想象，很多人自己的包袱早已经放下，别人的包袱，包括对过去和当下的不满，却一直叠加在这个身份上。
南洋大学在我念小学的时候已经关闭，但是我生长在一个纯华校生的家庭，所以应该是刘培芳说的那种没有走过那个时代，却对华校生的情感和文化心理有所理解的人。
男主角的性格确实令我感到很厌烦，他不敢改变自己在家里的地位、不敢接受年轻同事的善意、不敢面对妻子的离开，最后选择出卖公司、甚至眼看弟弟家破人亡。对于这个建筑师在一个阴天，带着两个侄儿到采石矿地捉蝌蚪，我很纳闷编剧和导演安排这样的场景要传达的是什么？
我想导演唐永健试图用悲剧的冲击力来强调被牺牲的一群人，他不希望他们被遗忘，所以想要把他们的失落感说出来。
唐永健导演说他的父亲和岳父母都是华校生，自己在20多年前就想拍一部反映华校生心路历程的戏。一位英校生看到上一代华校生的牺牲，愿意为他们做记录，这是值得支持的。可惜影片只反映了这个群体中，一个阴暗的侧面，引起不了这个群体共鸣，反而在这个群体之外引起不少正面回响。
走出戏院看到观众都是中年或以下的，基本上没有电影里描述的老华校生，听到一些赞叹的话，可以想象这部影片会成为一时的谈资，在一些朋友圈里刷屏。
实际上南大那一代人没有被遗忘，他们很多在各自的岗位上耕耘、贡献。每一群人当中确实也有一些不得志的，我认识的长辈中也有这样的际遇，他们的不幸可能因为遇到势利的上司、不友善的同事，或者个性较不善于自我表达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