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定中国入世后出口导向增长奇迹的全部奥秘，无外乎“低人权”优势以及对环境的肆意破坏。提高这两方面标准（包括允许组建独立工会），将直接削弱中国产品的成本优势。对国企补贴的严格限制，则将极大束缚与“中国制造2025”相关的产业政策的实施，令中国企业的产业升级困难重重。可以说，TPP横空出世既削弱中国的增长潜力，也抑制中国的发展能力，对中国的结构转型和现代化进程形成重大掣肘。
（作者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博士 国际关系系访问学者）
天下没有免费午餐。一个丧失自我革新能力而不惜饮鸩止渴，靠所谓的“倒逼”来推动“进步”的国家，很难有伟大的前途。
TPP的要害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即相较于WTO，TPP规定了更高的劳工标准和环保标准，并严厉限制对国有企业的补贴。WTO规则究其实质就是诱导增长，抑制赶超，也就是通过鼓励外向型经济，同时限制成员国在保有产业政策方面的经济主权，迫使后发国家放弃经济民族主义。WTO所内含的这些“反发展”（anti-developmental）的经贸规则，极有可能陷后发国家于“有增长无发展”、亦即“半边缘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已具有帝国般的地理和人口规模，这是令许多国家钦羡不已的有利发展条件。只要采取恰当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措施，尤其是建设好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将之转化成足以支撑国家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强大消费力——这本身就足以成为中国在外交上有利的谈判筹码——从而以最小的开放代价实现自主发展，并非不可想象。这比之风险重重、前途不明的“入会”CPTPP，是否更有利于中国长远的民族利益？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加入CPTPP是否就是死路一条？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立即退出CPTPP——这是战略上的失策。但继任的民主党拜登政府迄今也无意重返，因为美国政府正在以空前的经济民族主义力度，来重振美国的竞争力。须知，美国自身就是个大市场，重获竞争力的再工业化的美国与CPTPP之间，谁更需要谁，是不言而喻的。像美国这样极度重视自身主权，且明确把“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相提并论的国家，决然不会为了重返而重返CPTPP，除非后者满足其在国家利益上的诉求。
天下没有免费午餐。一个丧失自我革新能力而不惜饮鸩止渴，靠所谓的“倒逼”来推动“进步”的国家，很难有伟大的前途。敢于正视自身问题，尤其是体制弊端，在此基础上重塑新的改革与发展共识，经略好中国自身大市场，以历史为镜鉴，自主发展，应当成为中国政治家的光荣使命和历史责任。
再者，外向型战略从长远看并不适合中国这样的大国（李光耀语），既然在2020年5月正式提出“内循环”，继而提出“建设国内大市场”，作为应对贸易战和新冷战的大战略，却依然因循“外向型”思路，且表现得如此急迫（此态势极易被谈判对手所利用），何以能成为中国走出经济困境，进而走向自主发展的灵丹妙药？
协定的达成并没有引起中方警觉；相反，中国国内舆论普遍把TPP解读成美国推动下的“去全球化”。相对于此“逆流”，在全球国际分工中尚处在“半边缘”地位的中国，则以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新旗手自居。其实，仅从TPP设定的规则即可知，该协定不但与“去全球化”无关，相反，它代表着美国力图重建一个没有中国参与其中的、自由化程度更高的新全球化大趋势。
12个环太平洋国家2015年10月5日在美国主持下，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个被称为“为21世纪设立贸易规则”的贸易自由化协定，立即引起全世界高度关注，因为这是一个刻意排斥中国的协定。用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话说：“我们决不允许中国这样的国家书写全球经济规则。”
令人费解的是，中国国内就加入TPP与否的权衡迟迟未见分晓。2018年3月，TPP成员国在美国“永久”退出（2017年1月）后，在日本主导下达成新协议，并更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三年半后的2021年9月16日，即在针对中国的澳英美军事同盟（AUKUS）达成的次日，中国商务部向CPTPP正式递交加入申请——此举带有化解日益沉重的地缘政治压力的明确意图，此间的紧迫感为世界所感知。接着，加入CPTPP被写入2022年10月末的中共二十大报告。2022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做出了“加快加入CPTPP”的决定。
美国愿意接纳中国入世，首要考量是鉴于当时中国国力太弱，根本不值得美国焦虑，而把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可更好地服务于美国在远东的经济和战略利益。西方国际关系学界近年的研究表明，中国入世促进而非削弱了美国在远东的重要国家利益。不仅如此，美国的政治精英也从未被中国的“韬晦”战略所迷惑。如果没有2007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对中国开打贸易战的时间表，有可能会大大提前。
事实上，随着2011年11月奥巴马政府“转向亚洲”（Pivot to Asia）战略的实施，与中国脱钩日益成为美国从经济上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不同于2018年特朗普政府开启的关税战，奥巴马政府主导的TPP谈判则是削弱中国更厉害的经济武器。
经济的相互依存并不必然带来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和谐。在中国于2001年12月加入世贸组织（WTO）前夕，美国“接触中国”的政策已然让位于“遏制—接触”（congagement）政策。是年底，美国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赫然将中国列入七个必要时可对之实施先发制人核打击的国家之列。如果没有九一一事变之后美国国际战略的改变——即由传统地缘政治争夺转向全球反恐战争，是否还会出现中国入世后“黄金十年”经济高速成长的奇迹，值得存疑。
自一战结束至今，拥有广大的国内市场对于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已为各国精英所认识和重视。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具有自由国际主义倾向的德国外长、杰出的政治家施特莱斯曼认识到，要与拥有近乎无限资源、国内市场极其广大的美国相竞争，必须使德国在地理上控制具有1.5亿人口规模，且资源富足的西欧（部分地区）以及中东欧的广袤空间，否则无法实现规模经济；为达此目标，即使诉诸民族主义也在所不惜。施特莱斯曼的中欧大市场（Mitteleuropa）理想在二战后变成现实。幸运的是，在战后“自由民主秩序”逐步生根的大趋势下，德国联合法国，通过推动欧洲大市场的建设，而非通过战争，再度崛起成为经济巨人——举足轻重的经济超级大国。
CPTPP在中国迅速升温，说明其重要性已超越对地缘政治的考量，而优先满足于应对当下经济困难的目标。毕竟，维持经济增长，事关政权合法性。CPTPP也被赋予了“倒逼改革”“二次入世”的神圣内涵。值得注意的是，自中国1990年代末争取加入世贸以来，类似说辞便不绝于耳。
中国面临两难选择——加入，短期内贸易机会得以保存，但产业升级和长期增长潜力会受到严重抑制；不加入，TPP的“贸易转移”（trade diversion）效应所导致的贸易机会的丧失，会立即危及中国当下的经济增长，社会政治后果殊难预料，尽管发展的自主权未受影响。
体制改革仍要靠倒逼？
问题是，中国改革开放已历45年，却依然要靠外力来倒逼体制变革，岂不是证明该体制已然僵死，毫无自我变革的能力？其次，22年前代价高昂的入世，就被描绘为“倒逼改革”——当时的流行说法叫“政府入世”，亦即迫使政府朝着公开透明和法治化方向演变；此“倒逼”的成效如何，实有目共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