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原因在于，时代车轮滚滚向前，如果因为个人原因，失去了生存能力，自暴自弃，那完全是咎由自取。反过来，如果因为不适应社会关系而面临困境，得到帮助之后，可能会东山再起。

人们关注这名复旦大学毕业生，关注他的命运，说明复旦大学是有温度的学校。复旦校友试图改变这名同学的命运。但是，如果把他个人的命运无限放大，试图以此表达情绪，显然并不可取。

怎样的社会更适合自己

作者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正因如此，一些经济学者认为，在中国社会制度中，更容易出现“懒汉”。这种说法或许有些刻薄，但是，中国社会的确更容易出现“搭便车者”。当人们抱怨社会不公，抱怨一些既得利益者可以轻轻松松获得丰厚待遇，报怨“单位”出现裙带主义和官僚主义，丝毫不应该感到奇怪。在这样一个社会，只要进入某些“单位”，就可以衣食无忧。他们不必担心失去工作岗位，当然更不必担心流落街头。

社会是由个体组成。关注每个个体，体现学者的良知，同时也体现社会的温度。但是，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人的命运可以完全不同。这其中既有个人努力，同时也要时代的机遇。把若干个体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才能接近客观事实，了解历史真相。当然，无论是制度研究，还是习俗研究；无论是组织研究，还是个体研究，凡是以文化的名义进行历史研究，人们都必须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在历史学家的选择中学会去伪存真。

微观历史学

时代列车总是有错过的人。只不过有些人经历特殊或者有特殊背景，受到人们重视，个人命运从此改变。当年上海街头曾有一位热衷于文学的流浪汉，他故意在车水马龙的地点阅读文学作品，引起人们关注。果不其然，流浪汉身份与文学知识的反差，使他成为公众的焦点。过去曾将其弃如敝履的单位，也因此而重视他的存在，流浪汉的命运于是改变。

新闻报道复旦大学高材生的故事，或许不是坏事。因为它让那些总是习惯于抱怨自己所处环境的人们，看清大洋彼岸的真相。当他们不断发泄心中不满情绪时，或许能从这位高材生的个人境遇，品味出人生真谛。

关注个体，是一个国家文明的标志。但是，放大个体悲剧，以此来观照国家和民族的现状，人们看到的更多是情绪，而不是理性的分析。说到底，天资聪慧的人，可能会因为命运不济，流落街头；而生性愚钝的人，可能会因为把握了机遇，成为风光无限的社会名流。这样的案例发生在上海或纽约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丝毫不令人感到奇怪。

总而言之，假借他人故事，浇自己块垒，不免会长吁短叹。但有一点必须清楚，究竟怎样的社会更适合自己，这是须要独立作出判断的问题。当一些人抱怨所处的社会环境，总是进行横向比较的时候，或许他们只是唐吉诃德大战风车。他们从来不了解心目中理想的社会，甚至没有能力到达心中的理想社会，他们只不过是通过心理上的比较，发泄不满情绪。他们在这个社会生活得很累。

美国强调个人主义。如果不能真正融入其中，很可能会被淘汰，一旦离开组织或者企业，没有重新谋生的能力，下场可能会非常凄惨。

回到美国纽约街头流浪汉的故事。在那个激情奔放的年代，出国留学毫无疑问是中国精英分子的最佳选择。但如果迷失了自我，或者缺乏远大理想，在生活中可能会逐渐迷失方向。这里绝对没有影射的意思，而是要强调，个人价值实现须要具备许多条件。在任何情况下，人生观、价值观总是起到关键作用。一个人身处逆境时，如果不忘理想，艰苦奋斗，总有一天会走出困境。当然，也有一些人虽然心比天高，但命比纸薄，终生奋斗，可能一无所获。这就是残酷的人生，这就是历史。当我们面对社会上许多奇怪现象时，不免唏嘘慨叹。但感叹过后更应该反思，如何在复杂的社会中，坚持理想，实现人生价值。

在一个“单位”，既有奋斗者，也有“搭便车者”。对那些不思进取的人而言，进入“单位”就意味着进入保险箱，他们可以获得轻松的工作，不须要努力，度过大半生，享受良好的退休待遇。

所以，关注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既不能放大社会的责任，当然也不能无视社会环境。对于个体来说，可能适应也可能无法适应社会环境。当年在美国学习工作，实现了自己前半生的价值；如今流落街头，不能因此而责怪社会。究其原因，当年正是在美国教育体制下，他成为人人羡慕的博士；如今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环境并没有发生改变，变化的只不过是个人遭遇。每个社会都有进步者，也都有落后者。分析一个社会的好坏，既要从个体角度出发，更要学会总揽全局。

在历史学上，有所谓的微观历史学。学者通过观察一个朝代或某个群体个人的生活经历，折射出时代变化轨迹。微观历史学往往具有故事性，但是，如果历史学家野心过大，试图借助于小人物反映一个时代的变化，往往把历史研究变成一面哈哈镜，在充满主观分析想象的语境中，把真实历史变成虚幻的历史场景。

复旦大学是中国著名高等院校，复旦高材生出国留学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有的人可能会适应美国这个社会，有的人可能更适应中国社会。曾有历史学家指出，中国是结构稳定的社会，“单位”既是个人身份，同时也是个人最后的归宿。虽然在中国，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几十年，但是“单位”的概念始终没有改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面临巨大困难，国有企业职工总是令人羡慕不已。究其原因，在一个“单位”，既有奋斗者，也有“搭便车者”。对那些不思进取的人而言，进入“单位”就意味着进入保险箱，他们可以获得轻松的工作，不须要努力，度过大半生，享受良好的退休待遇。

复旦大学毕业的留美博士孙某在美国纽约街头流浪16年的新闻近日传出，令人不胜唏嘘。这样的案例或许会出现在许多国家，如果不是因为复旦大学校友发现他，如果不是拥有美国博士头衔，他或许继续踯躅街头，默默度过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