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诗意化想象，体现的是一种自信的国民心态，以致将国家的一切，无论美丑，均作为抒情对象加以把握，乃至苦难都可以作自我安慰式的补偿理解。这种自信是源于对自卑的治疗，实际上是在掩盖自卑，则自卑而非自信才是真实的症候根源。这是中国尚未得到真实解决的近代史心灵创伤。
自卑的创伤或可医治，过度顺利之傲慢的创伤却可能难以医治，需要主体真实经验一次历史的、不以人为转移的无常之力量。但这对继续固执于傲慢的主体而言，或又是一场悲剧。
浪漫的诗意经验，具象在具备无限可能性的、遥远的、抽象的国家概念本身，而难以乃至不可能还原为社会中真实的审美能力。它缺乏一种决断能力以刺穿诗意体验，达到对社会真实与心灵真实的真正合宜之把握与驾驭。因此，诗意的国家想象同残缺的社会真实，判为两分。更令人忧惧的是，看似在浪漫审美中所高举的是国家，但实际上，作为诗意经验的国家是抽象的，被高举的却可能是一个个具体的、膨胀的自我，因此诸多社会问题出现的背后，实际是个人人欲的泛滥。
抚慰各自的心灵创伤，可能是中美关系之解方所在。但这对于主体而言，近乎一场人格的重组，需要足够的努力加上机遇。君不见，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
一种具有方向力的情感，必然伴随一股反方向力的情感，强度相似而潜藏在潜意识中；美国国家心理之脱离根据的恐慌，导源于心灵深处脱离根据之傲慢与自大。愈发对自身成就傲慢与自大，则愈发恐惧于既有成就丧失的可能性，傲慢与恐惧遂成就一个相互支持而加强的闭环：克服一个又一个恐惧，生养出愈发膨胀之傲慢，而这种傲慢必伴随更为深远之恐惧接踵而来，最终导致傲慢与恐惧双双脱离现实，成为一种病态。傲慢或许来源于美国建国以后的过度顺利，它从未遇过真正关系国家存亡问题的威胁；而来自过于顺利之傲慢，本身也是一种心灵创伤，它缺乏一种平和心态看待无常的命运起落。
近日中国领导人接见美国工商界与战略学术界代表，其中包括“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艾利森，使得“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再度成为时人所议。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某种程度是一种互不信任的安全困境；信任的缺乏，而非威胁的真实存在，是陷阱成立之充分条件。关于互信的缺失，原因众多，主体心灵的状态也是互信缺失的根源之一。窥探中美两国各自的心灵创伤，并加以抚慰，或许是中美关系的解方之一。
在中国，可以发现一种国民心理倾向是国家的诗意化，成为抒情与欣赏的对象，作为供民众欣赏的风景，以获得内心的审美体验。
长远看，自卑伴随的是自我的刀刃向己，学西技不成学西政，学西政不成再学西文化，乃至五四时期激进自由派倡导包含语言文字在内的全盘西化，以彻底毁灭自我的方式，作为摩尼教式的、对问题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此段近代史的心灵创伤尚待医治，它所需要的不是俯视的假自信，而是平视的真自信，亦不在于抽象之政府，而在于情绪之具体载体——国民。
在美国，随处可见的痕迹则是对国家的末日叙事。此次美国总统大选如火如荼，民主党与共和党围绕老生常谈的几个话题，激烈攻防，双方对彼此路线的批驳，其实无非凝练为此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特朗普认为拜登在毁灭美国，拜登则认为特朗普在摧毁民主，此次选战遂被拔高为国家命运的抉择。
晚清迈入近代化的历史，是自信心理逐步坍塌、观念边界逐步消解的悲剧历程，亦是稳定的人格核心被解构的过程。魏源在清季时首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论述以因应时代变局，则中国彼时既有之人格瓦解可见于此句。所谓“夷”即野蛮的意思，“长技”则是先进的象征，二者居然能结合，亦堪称惊奇。那是承认西人更先进，但还是心有不甘，而定之为野蛮，心态的矛盾抵牾，见证了当时国家在调适中的心灵内战。
恐慌不仅见于美国的心灵内战，也见诸对外的歇斯底里。美国的综合国力远超中国，在中国之四境三面布军，最近之军事驻地离中国经济重心不过300海里，而中国至今未在美国地缘周边部署一兵一卒。任何一场与中国的地缘博弈，美国都视为关乎霸权存亡之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张牌，在任何一具体博弈点的劣势，均被上升到全局高度。这无疑是歇斯底里的，亦是不正常之高度恐慌的心灵移情。学界有论述将这种危机感视作美国民族自我砥砺与振奋的来源，但这或许是失真的；理性的危机动员，譬如刺激药剂之于病人，可以暂用而提神，不可久服以致免疫；而始终未见免疫效应，则只能说明，这是一种国家心理的非正常疾病。
这实际上是对民主程序的误读，因民主不是用以做选择的，而是用以作妥协的。当民主被用来作所谓国家命运的抉择时，只能认为国家的心理已有深深的恐惧蔓延开来。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程序，实际上是一个妥协机制，若作为选择机制，则无论少数与多数的比例为何，少数人的选择是不可能被多数人的选择所代表与替代的。关乎国家命运的民主选举，只是国民莫名的恐慌心理，扭曲了正常民主机制之表现，也是诉诸激情、认同、刹那间的决断，来克服恐慌的一种象征治疗，用即时决断以获取确定性，力图摆脱困扰心灵之长久不确定性恐慌。
（作者是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不光关乎国家古老而悠久的历史，以及崛起与振兴的当下，即使是近代屈辱愚昧的经验，也被抽离出救亡的主题来，作为大众审美欣赏的对象。国家形象遂成了全景式的审美风光，是激起民众激情的机缘，而不论事物真正的脉络与因果为何。这种随处可见之诗意化的国家审美形象，明显与近年来，争议性社会事件迭出的现实不相匹配，对国家的诗意欣赏与社会本身的审美能力，存在一定的落差。这是因为，一旦进入实在性、现实性的领域，浪漫的审美经验会立即游移，因为涉及客体的属性作为一种实在，会消解抒情想象所需要的无限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