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这种反腐也直接渗透到企业界，像震动世界的张美兰诈骗案。据指控，案值甚至高达270亿美元（约365亿新元）之多。
在阮富仲病逝之后，由国家主席苏林暂代总书记。这位出生在北越，长期在公安部门工作，并且是阮富仲反腐运动的操刀手，显然并不是会把经济建设放在政治稳定之上的改革派人物。至于越南未来的经济与政治发展前景，就真的只有天知道了。
然而，2016年具有分水岭性质。这年1月召开的越共十二大，经过激烈斗争，四柱中唯有阮富仲连任总书记，并将改革派龙头总理阮晋勇踢出领导层，这表明保守派得以掌控越南政坛。此后阮富仲的权力不断巩固，2018年他兼任国家主席。直至2021年他不顾高龄体弱与党章规定，第三度“被推选”为总书记。这不仅意味着既有政治改革的严重倒退，也让整个越南的发展前景蒙上阴影。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
越南是否能实现民主转型，我颇为悲观。因为越南目前既不容许政党竞争，也没有容许政党竞争的新闻与出版自由，以及政治多元化所应有的社会舆论空间。
越南的政治格局具有明显分散性特征，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国会主席构成“四柱”，并没有像中国那样有一个明显的强势核心。因此虽然越南宪法也规定越共的特殊地位，但越南总理对越共总书记有相对的独立性。再加上历史上越南南北方在文化、政治与经济传统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因此又会形成由北越干部出任总书记主抓政治意识形态，南方人则出任总理主管经济工作的分工合作。在对待与北方中国与西方关系的态度上，也因此存有微妙差别。相对而言，大致形成更注重意识形态的北方派保守倾向，与多为技术官僚的南方派更倾向于改革的特征。这一点又与中国的情况有点类似。
然而，越南腐败的本质依然是制度腐败，即权力的绝对集中，而集权又使权力寻租成为必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仅靠教育、严刑峻法，都无法杜绝腐败。要解决腐败问题，须要在分权与对权力的监督上予以保证。
这位意识形态专家在政治上最大的作为，就是反腐倡廉。自从巩固地位之后，就以反腐名义清理掉数十万越南官员，其中甚至包括像副总理范平明、武德儋，国家主席阮春福、武文赏，国会主席王廷惠和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张氏梅等最高层领导干部。具体指控是否属实，当然不会太有证实或者证伪的依据，但毫无疑问的是，一直拖着病体的阮富仲的政治地位从此牢不可破。
越共总书记阮富仲7月19日去世，让持续颇久的越南政局动荡又增加一个全新变数，没有多少人知道未来越南革新运动将何去何从。在很多地方，越南与中国非常相似，二者皆为世界上仅存的几个共产主义国家之一，又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先后走上改革的道路。二者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再吸引外资、推动国际贸易并且有限制地发展私营经济。还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在政治上都保持严格控制，继续维持集权统治，以此来与西方意识形态对抗。
这种政治分权，客观上为越南的政治改革提供更好的条件，因为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往往会更趋保守。因此，在中委差额选举总书记等一系列党内民主举措、由民众直选且有一定监督权力的国会、信任投票制、废除户籍制度、对法治与新闻自由等方面的“相对”尊重，越南其实走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前列。
但就总体而言，中国的改革开放，除了更早之外，也更受益于赶上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全球化浪潮，因此更为成功。反之，权力相对分散的越南政治体制更为自由。但二者同样面对政治体制僵化，而使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出现制约的瓶颈。正如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所言：“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这种情况放在越南身上同样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