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国际政治学者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对“国际社会”如是定义：“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某些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从而组成一个社会，即它们认为在彼此之间的关系中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并且对推动各种共同制度发挥作用承担责任。”那么，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就形成了。
当然，经过两国首脑的沟通，日中之间的课题和忧虑也不会即刻消除。目前两国之间的问题堆积如山，相互不信任感很深。
（作者是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迄今为止，日中两国是在崎岖蜿蜒又漫长的道路上一路走来。两国在1972年9月结束不正常状态、恢复邦交，并在联合声明中明确“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应该而且可以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两国邦交正常化，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也是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尽管社会制度存在差异”，但建立友好关系的必要性意义重大。
如果两国共有的利益和价值观很薄弱，为了维持关系稳定，须要确认或者找出能形成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的内核。如果两国是共有的利益和价值观的同一国际社会成员，就必须共同理解布尔所说的“如果形成了一个社会，在其相互关系中，这些国家自身在彼此之间的关系中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并且对推动各种共同制度发挥作用承担责任”。 特别是，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理解“对推动各种共同制度发挥作用承担责任”的重要性尤为关键。
日中两国为了稳定双边关系，正走在蜿蜒崎岖又漫长的道路上。今年11月15日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的日中首脑会谈也正在这条道路上。
布尔指出，历史上国际社会有一个共通特征：以共同的文化与文明为基础。它至少是建立在“共同的语言、对宇宙的共同认识和理解、共同的宗教、共同的伦理规范、共同的美学和艺术传统”之上。
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在首脑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说：“（首脑会谈）从大局观进行了意见交换。总体感觉意见交换非常合拍。当然，日中之间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差异，但今后就不断与习主席保持沟通达成一致意见。包括首脑在内的所有级别，频繁进行沟通，化解课题和悬而未决的问题。为此我们会继续努力。再次强烈感受到举行首脑会晤的重要性。”石破认为，两国首脑能就“正一起走在这条蜿蜒崎岖又漫长的道路上”这一点达成共识，是本次会谈的意义所在。
现在的日中两国之间，是否存在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呢？我认为应该存在。正因如此，在本次日中首脑会谈中，确认了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构筑“建设性、稳定的关系”这一大方向。
布尔讨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一书日文版于1995年由岩波书店发行，被许多研究人员引用。中文版由中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北大外交学院教授张小明于2015年翻译出版。两国学术界均接受本书的概念。
基于这样的理解，后世的研究者也许会把11月的日中首脑会谈定位为寻找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内核的新起点。为此，在首脑会谈后，日本外交部发布的新闻稿谈及具体的措施，即“推动在适当的时期实现外相的互访以及与之相伴的日中高层人员、文化交流对话、日中高级别经济对话”。
此外，布尔还表明，当这种共同的文明因素内在于某个国际社会时，以下两点可以合理地认为是促进了该社会的功能。一是“上述共同因素，有助于促进双边沟通，密切两国意识和理解，促进共同规则的明确化和共同制度的发达”；另一点是，“接受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规则和制度，对国家来说，可能会增强被认为是不得已的共同利益意识”。
即使两国社会体制不同，想要找到的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是什么呢？正如1979年12月访华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在北京发表对中国日元贷款的演讲所阐述的，“期待更富裕的中国的出现能让世界更加美好”。但是，今天的日中关系却很难看到过去容易找到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