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兼卫生部第二部长马善高近期宣布，政府将设立包括总统奖等四个新的全国奖项，以表扬本地社会服务从业人员的贡献，包括社工、辅导员、治疗师和心理学家。这是本地社会服务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政府对专业社会服务的持续看重与肯定，也进一步展现政府对社会及家服拓展及推进的决心。
即便是弱势群体，所需要的“基本需求”也相对以往要高出许多。例如手机、无线网络（wifi），都不再是贫穷家庭的奢侈品。笔者就曾遇到一个低薪的单亲妈妈，她说每两个星期会去上瑜伽课，因为生活压力太大，她必须确保自己心理健康才能更好地养育儿女。解决物质脱贫固然不容易，如今社服专业面对的，还包括心理健康与人际关系等复杂且纠缠的问题，这已完全超出“社会工作”单项服务专业所能负荷。
任何变革都有风险，尤其是面对如此多的社会服务团体，更须要强有力的变革管理，改变的不仅是运营模式，更为重要的是社服的“企管文化”。以西方为例，改变往往造成社会服务麦当劳化，SOP化，而失去社会服务核心的“人文关怀”及“细致服务的温度”。
这是典型需要援助的弱势家庭，其实30年前当我初当社工时，类似个案并不陌生。也许在那个年代，社服处于萌芽阶段，相对比较单纯和单向。但随着过去几十年的多元化发展，社服管理监督大幅度提高，社工个案管理朝向“个案风险评估”化的方向，因此，如今专业社工面对的不仅仅是专业问责性，也得负起“单一家庭—多面问题—多组援助”的协调与督导的功能。
有一次我跟随年轻社工去家访，个案是本地司机，娶了外地新娘，育有两个孩子。他们一家四口住在租赁组屋，妻子也在邻近的咖啡店打散工帮补家用。意外的是在家访期间，丈夫突然在我们面前大声对妻子咆哮，以很粗俗的话辱骂妻子，本来待在厨房的妻子哭着回呛：“我嫁来这里这么多年，你给过家里多少钱？我要照顾孩子还要去咖啡店赚钱，你凭什么骂我？”
（作者是蒙福关爱创办人、执行长）
最后，我想与社会服务的同业，尤其是专业社会工作者共勉，社会服务、社会工作的产出模式（Deliverables）必须与时并进，但我们的核心理念与助人的初心，历久弥新。
笔者认为，这项改革富有前瞻性，也提供统整日益多元的家庭援助机构与管道的契机。但任何变革都有其风险，尤其是面对如此多的社会服务团体，更须要强有力的变革管理（Change Management），改变的不仅是运营模式，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服务的“企管文化”。
以西方的社会服务为例，企业管理化及绩效化发展比我们更早，但他们的改变往往只是单项的以“企业化改革”为主，结果就造成学者所警告的社会服务麦当劳化（McDonaldisation），表面上是更有效率、更有规模、更制度化，但却造成服务的标准程序（SOP）化，失去社会服务核心的“人文关怀”及“细致服务的温度”。
就以上述个案为例，经济援助自然是燃眉之需，但也包括丈夫的不稳定工作，外籍妻子工作的限制，还有兼顾幼小孩子的照顾安排。此外，夫妻关系显然出了大问题，加上丈夫的暴力倾向（对妻子也对孩子），我观察到上小学儿子其实听得懂父亲的暴力语言，因此更忧心的是暴力家庭环境对孩子成长的负面影响。
至此，政府对社服领域的主导角色就更加明确。由于社服多属于公益性质，以往都是由民间义工或宗教团体自愿组织慈善活动，所以统称“自愿福利机构”（Voluntary Welfare Organisation，VWO）。由政府出资并监管，自愿福利组织则全权自行运作，这就形成行之已久的“多方援手”（Many helping Hands）方针。
1991年我开始投入社会工作专业，以个人经验来看，1998年新加坡社会工作者协会（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与当时的社会发展部，开始颁发年度全国杰出社工奖（Outstanding Social Workers Award），每年都在总统府由总统亲自颁发，至今已有26届，是社会服务领域最高的奖项。这也反映出“社会工作”专业独树一帜的特殊地位，一般也把社会工作与社会服务画上等号。
社服专业如今面对更复杂问题
事实上，百花齐放是一体两面，往好处讲，就是展现由下而上的社会能量，但也出现了“多而杂”，绩效与管理能力参差不齐，造成“人多误事”的弊端。近年来，我们甚少听到政府采用“多方援手”的说法，想来也是反映出脱离百花齐放，朝向“效率管理”的方向发展。在社服领域，我们扬弃VWO的用法，普遍使用社会服务机构（Social Service Agency，SSA），似乎标志着整体社会服务深耕专业管理的改革方向。
看似单一的家庭个案，其实包含多面向的纵横问题，无疑，单靠社会工作者是无法全面协助问题家庭走出困局的。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其实已经开拓不少的专业协助单位：例如针对受虐孩童的儿童保护服务（CPS），针对青少年问题而设的综合服务机构（ISP），针对面对破裂婚姻而设的婚姻辅导咨商机构（FAM@FSC）等等。从去年开始，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召集家庭社会服务领域的机构及专业人士，集思广益，整合并勾勒更为有效的家庭社会服务框架与运作模式。
随着时间推移，社会与家庭结构的持续变化，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也起了重大变化。首先是国人生活品质与教育水准的提高，部分国人面对的不仅仅是单纯的脱贫问题，正如马斯洛需求理论所述，人们会从基本的物质安全需要，提升到心理精神层面的需求。简言之，就是人们普遍上已不满足于“过活”，而更进一步要求“过好生活”。
这造成社服领域“百花齐放”的多元现象，当政府扛起主导角色时，自然会审视社会服务领域的效率问题。
另一方面，本地社会服务无论从质或量方面都取得长足进展，这得归功于政府这几十年来持续对社服专业领域的重视与投资。以笔者的观察，有两个关键社服发展的井喷点。其一是2005年发生的全国肾脏基金理事会（NKF）滥用善款的丑闻，引发之后政府加大对慈善及社服领域的监管；同时制定慈善机构管理企业化的准则，并促成政府对社服专业领域投入更多资源。第二个关键点是2011年大选之后，执政党检讨结果发现，人们希望政府能更接地气，更接近普通老百姓满地鸡毛的生活状况。因此，社会服务便被视为更能有效为民服务的桥梁。
我相信也满心期待，这次的变革能把制度管理、效率机能以及以人为本的信念有机结合，让本地的社服模式能成为另一项“非常新加坡”（Uniquely Singap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