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建伟是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现代政党诞生于西方，并随着现代化潮流向发展中国家扩散。韩国作为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其现代政党体系的建立，无疑是学习和借鉴西方政党的产物。透过韩国政党，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国家可以实现现代化，但无法割舍其传统；东方国家可以实现现代化，但不会完全西化。

韩国政党是现代政党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韩国政党的现代性体现在：其一，具有明确的合法性基础。韩国宪法第8条明确规定：“政党自由成立，多元政党制受国家保障”，除宪法外，还有《政党法》《政治资金法》与《政党事务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具体规范政党政治的运行，使政党政治的运行具有明确的法律基础，这是通常处于地下状态的传统朋党所不具备的。

沸沸扬扬的戒严风波揭开韩国民主的面纱，让人们看到一个冰冷的现实：即便一个实现民主转型近40年的国家，依然要面对民主巩固的挑战。韩国是一个现代国家，在经济方面，自1960年代初经济高速发展，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让韩国实现了经济现代化，跨越到发达国家行列；在政治方面，韩国在1980年代末摆脱威权统治，开启民主转型，进入民主国家行列。因此，从全球通行的标准来看，韩国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化发达国家。

1948年，李承晚在驻韩美军军政厅帮助下制定宪法，在三八线以南建立大韩民国，在参考模仿欧美宪法后确立了总统制政体。民主转型以来，韩国的政党政治不断发展，在选举制度上，引入比例代表制和单一选区制的混合选举模式，以此来构建中小型政党生存的土壤；在社会经济维度上，韩国慢慢开始出现西式“左—右”意识形态色彩，政党阵营逐渐呈现左翼党派和右翼党派，在经济政策、对外关系和社会价值上呈现出明显的分野。因此，表面看来，韩国政党似乎已经西化，但表象之下，和西式政党依然区别明显。

韩国政党的上述特征是多元现代性的最好例证，透过韩国政党，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国家可以实现现代化，但无法割舍其传统；东方国家可以实现现代化，但不会完全西化。美国学者杜维明就认为：“我们必须打破传统和现代的绝然二分，不能把传统和现代看作是互相冲突甚至相互矛盾的东西，正好相反，我认为应该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来考虑问题……传统和现代不是两个分割的观点，而是一个互动的连续体，甚至我们可以说现代性中的传统。没有任何一个现代性，美国的现代性，英国的现代性，法国的现代性，新加坡的现代性，东亚社会的现代性，和这些地区的传统能够绝然分开来观察的，因为它们之间有难分难解的纠葛。”

主要区别是，西方政党的社会主要是以阶级作为分野，而韩国主要是地域分野，韩国的地域差异在其政党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历史文化传承不同，以及经济发展不平衡，韩国岭南地区与湖南地区长期处于激烈竞争状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敌视。岭南地区一直以来都是保守政党的稳固票仓，湖南地区则是进步政党的主要选票来源地。这种地域与政党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得韩国政党政治被浓厚的地域主义色彩所笼罩。选民在投票时，往往更多地受到地域情感驱使，而不是基于对各政党竞选纲领的深入了解或候选人个人能力的理性判断，较为年长的选民会无条件将选票投给本地区的政党或候选人。

现代的抑或古代的？

多元现代性的典型

安丹尔甲是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生

然而，在现代性表象之下，韩国文化的内核又充满浓厚的本土性。这种两面性在韩国政党身上体现得极为明显。韩国政党似乎很特殊，说是现代，它又保留了传统党争的浓厚色彩；说是西方，它又具有浓厚的东方色彩。如此复杂多面，或许正是多元现代性的最好体现：一个国家可以实现现代化，但无法割舍其传统；东方国家可以实现现代化，但不会完全“西化”。

西方的抑或东方的？

其二，韩国政党具有重要的民主价值。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认为，衡量民主的主要标准有两个，一是竞争，另一是参与。从这两方面来看，韩国政党显然具有重要的民主价值。在竞争方面，自民主转型以来，韩国政党之间一直维持着真实有效的竞争；在参与方面，韩国政党是其民主运行的重要枢纽，充当民众利益表达与凝聚等重要功能。

现代政党诞生于西方，并随着现代化潮流向发展中国家扩散。韩国作为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其现代政党体系的建立，无疑是学习和借鉴西方政党的产物。中国学者郑继永在《韩国政党体系》一书中认为：“从政党体系的演进过程来看，韩国的政党体系虽然是以西方政体为蓝本建立起来的，其发展过程与结果却大大不同于西方国家，经常处于多党制与两党制不断反复的变动状态之中。正所谓“南橘北枳”，西方政治文化与儒家文化在韩国政治文化中并存、互相调和的同时，也形成了严重的冲突和矛盾。”

现代政党与传统朋党的第一个重要区别是，现代政党以意识形态为组织建构和政治动员的基础，而传统朋党则以个人为中心。按此标准，韩国政党显然不够现代。韩国有厚重的威权遗产，从1948年建国至今的77年里，其威权体制存在时间就有38年。在威权体制中成长起来的政党，带有明显的个人中心色彩，例如李承晚时代的自由党、朴正熙时代的民主共和党、全斗焕时代的民主正义党，本质上都是以总统亲信为核心成员、以总统个人为中心的“威权政党”。这些政党的特点包括：党内政策完全服从于领袖个人意愿；缺乏系统性的意识形态纲领，仅以“领袖忠诚”作为纲领。一旦最高领导人离任或去世，所在政党就会立刻陷入“树倒猢狲散”的窘境。即使韩国在1987年实现民主转型，但其转型后的政党，依然存在领袖个人中心主义的历史惯性。

然而，从另一层面来看，韩国政党却又具有古代朋党的浓厚色彩。古代朋党政治构成韩国政治文化的重要渊源。中国学者张琏瑰1月17日在《尹锡悦脱罪复职可能性很大，这场风波背后是韩国传统政治文化痼疾加持现实政治利益冲突》一文中写道：“早在16世纪朝鲜朝中叶，以各地书院为据点，朝鲜士林便形成了相互对立的派别和集团，争权夺利相互倾轧，激烈党争竟然延绵不断200年，直到国家亡于日本方息。但朋党争斗已成为半岛政治传统，痼疾难愈。20世纪初朝鲜共产党成立，但很快便形成互不辖属的火曜派、北风派、上海派、汉城派等多个宗派，无法统一，共产国际只好在1928年令其解散。”直到现在，韩国政党中依然可以看到传统朋党政治的影子。

传统朋党与现代政党的第二个重要区别是，现代政党具有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传统朋党则聚散无常。在此方面，韩国政党体系就和传统朋党非常相似，每次政党更替都如同经历一场大换血，旧政党不断在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新政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还是原来那批人。政党名称频繁更迭，以及政客们在党派更替后言论的反复无常，让普通选民在选举过程中常常感到迷茫和困惑。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一个政党若能持续存在10年之久，便足以被视为长寿政党，因此，制度化程度低，构成了韩国政党体制的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