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几天才适应户外不戴口罩
看到许多同事都在自己最后一篇《晚餐时间》里，分享了过去几年通过文字和读者直接交流的经历。我写《晚餐时间》不过短短四年的时间，但每次都很庆幸有这个机会静下心来，反思和记录自己采访的新闻事件和关注的趋势背后的问题。
我和其他记者下飞机，完成对“迎接仪式”的采访之后，来到墨尔本雅拉河畔的餐厅用餐，然后到墨尔本博览中心参观。从餐馆到博览中心只有短短一段路，却让我们走得异常兴奋。
这不是一个很严谨的田野调查或社会试验，但却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会看到的一种很实际的社会现象，可见政策和人们的习惯方面总是有落差，需要进一步调和。
继续以其他形式与读者交流
自去年本地实行强制戴口罩以来，我第一次可以如此自在，在没戴口罩的情况下在户外行走。不过这种兴奋感很快变成一种很奇怪的罪恶感，明明就是一件不犯法的事情，但就是太久没这么做，而产生罪恶感。
或者说这种讨论甚至是从学生时代写omy.sg的博客，到大学时在《联合早报》副刊写《留学博客》，再到当记者后的《晚餐时间》，都是百思不得其解的命题。我不认为任何人有答案，只不过能通过持续书写、阅读和交流中，让自己更接近自己真实的想法。
然而在“自由”了几天后，大家的口罩悄悄地重新出现在脸上。一方面，可能是变种毒株的出现，大家淡忘的自我保护意识立刻回归，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担心自己养成习惯，回到新加坡后在户外会忘了戴口罩。
最近我两年来首次出国，终于再次可以从不一样的角度去看待这一种社会现象。
新加坡和许多国家开通疫苗接种者旅游走廊（VTL）计划，我们也借此来到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和悉尼去探访旅居当地的新加坡人，并亲身观察当地的防疫措施。澳洲和新加坡都采取“与冠病共存”的态度，随着符合条件者的接种率已达到超过九成，澳洲已放宽了大多数防疫措施，包括在户外不用戴口罩。
这可能同《联合晚报》的性质和定位有关。自己一开始便更多报道意外和社会新闻，到后来在疫情期间报道医药和人力方面的新闻，在每一次动笔前，脑海中一定会去思考每一篇报道背后的意义和所可能带来的影响，以及如何与自己“记者”的身份调和。
无论是第一篇《外卖服务惹了谁？》到最近一篇《4月10日的秘密》，我发现自己在《晚餐时间》最常讨论的大概就是社会规则，究竟世界上是否存在一种普世和客观的规则引导，还是更多取决于大多数人的认知？这往往体现在日常生活中“规则”和“公平”的冲突。
（作者为华文媒体集团新闻中心记者）
翻阅四年的文章时，也发现自己一直在找寻一种“人间条件”，到底在一切的变化中，是什么样的一股力量推动着社会保持最基本的心态？
同行的旅伴都对在户外不戴口罩表示不习惯，口罩已宛如身体的一部分，而每个人都花了几天才适应。慢慢地，可以看到越来越多人习惯离开室内后，就拉下口罩。
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相信每一名记者每天在观察身边发生的事情，或是在采访任何新闻时都会有这种想法。虽然《联合晚报》和《晚餐时间》即将结束，但相信所有的晚报人都将继续以其他形式，将这些观察和想法与读者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