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迅速安排交通。结果弄到了四张火车票，但想到我们扛着几十公斤的摄影器材要在不同的月台上上下下会很狼狈，最后说服司机大叔，直接把小巴从北京开到淄博吧。大叔找了一位副手，两个人轮流开了10小时的车，把我们送到目的地。
1993年我们到中国拍摄第二系列的《腾飞的龙》，其中一集聚焦中国电影业，尤其是几位第五代导演。那时张大导的《红高粱》和《大红灯笼高高挂》已经享誉国际，因此张艺谋和巩俐在我们的计划里是十分重要的访问对象。
一天，为我们开车的司机大叔把我拉到一边，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有一个电话号码，说，张大导目前在山东淄博附近拍《活着》，但你们千万不能说电话号码是我给的。接下的几天，我不停地拨打那个电话号码，终于在一天半夜跟《活着》剧组的制片主任通了话。
想起多年前访问张大导的一件往事。
我们很幸运地住进剧组下榻的酒店，由制片主任引见了该片出资方的代表史先生。史先生的立场十分坚定：拍戏的村庄你们决不能去，理由是片子未上画前不做宣传。后来我们得知：影片一早就瞄准了下一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除了一队美国ABC的摄制队在现场，其他人一概挡驾。
那年6月，我们先到中国转了一圈， 做足了六集纪录片的前期踩点工作。在广电部的安排下，每一个城市都有相关的部门给予协助，尽量满足我们提出的要求，唯一遗憾的是无法联络上张艺谋。
自认是张艺谋的“铁粉”，他导演的每一部电影我几乎都没错过。回想起来，最后一次进电影院看张大导的戏是《山楂树之恋》，竟是十年前的事了。
张大导知道了我们的情况，不动声色地协助我们。那两天里，他让我们拍摄剧组晚上开会和他亲自剪片的情况，连吃早餐时也不介意我们在场；当然，我们跟他的访问，以及跟巩俐的访问都圆满完成。
最近北京冬奥会开闭幕礼由张大导精心炮制，在最新科技的助力之下，又比2008奥运会的庆典更上一层楼。可惜我们只能通过电视荧幕观赏，如能在现场，那么天空中飞舞的晶莹雪花，长亭外古道边的柳枝送别，应该更魔幻更震撼。
但情况并不乐观，对于我们要求访问张巩两人和拍摄一些工作画面，主任说拍戏进度紧张，一概不接待记者。磨了几天之后，他终于说拍戏现场的村庄不能去，但访问张巩两人也许还有点希望。
如今想起，还是十分感激张大导。
那年10月我们出发了，拍片日程里预留了三天给这个很重要的未知数。在北京，我们一边开拍其他的内容，一边继续联络；那时还没有手机，我记得每天拍摄完回到酒店就不停地打电话，但始终无法找到张大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