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读再读，爱不释手，读完马上拿起电话打给曦娜，二话不说，开门见山告诉她，峇踏是我出生的地方，峇踏，是我的根。

好多次，碰到几个在峇踏住过的人，好兴奋，但谈来谈去，只知道峇踏是马来甘榜，范围很大，海南人也住不少，想多知道一点峇踏的故事，很失望，就是这么多。

说得没错，生在峇踏的人写峇踏，一定写出感情。但我这个峇踏人，生在峇踏，日本投降，三四岁便离开峇踏，搬到海南街，能写峇踏什么。

曦娜说：你生在峇踏，根在峇踏，对峇踏有的是感情，自己动笔写出来更有看头。

当然，我相信妈妈说的农历二月初五。

长大后妈妈告诉我那时的往事，父亲被日军抓去，家里只有她和大我九岁的哥哥三个人，每次排队领粮时常遭人欺负，幸有父亲的一个堂弟仗义照顾。有一次，我高烧不退，不知谁教妈妈，用烧红的树枝烫我左右两只耳朵，后来不知怎样，高烧退了，我左右两耳，现在还留下两道痕迹。

所以，我一年有三个生日，一个是妈妈说的二月初五，一个是从二月初五找出的阳历3月24日，还有一个是出生纸上的4月20日。

我说，那年新加坡变昭南岛，日军也到峇踏来，我在母亲的怀里只会哭，什么都不懂。还是看了你写的峇踏，才知道峇踏有一所四周被椰树包围的新生学校，还有一家中央戏院。

峇踏那时住了很多印度尼西亚的巴塔克人，也是在你的文章里读到的。

妈妈讲这些往事时，我的泪水常不自觉地流出来。从妈妈口里，我才知道我是马年农历二月初五出生的。马年农历二月初五是1942年3月24日，但我的出生纸上写的是1942年4月20日。为什么有两个相差近一个月的出生日期？原来，当时兵荒马乱，人心惶惶，谁都不敢出门去办事，到过了快一个月，爸爸才紧紧张张替我拿出生纸。

我的心里一直与峇踏共存几十年，但峇踏是什么样子，根本不懂。后来知道峇踏在惹兰友诺士一带，原想去拍个照片，但现在的惹兰友诺士，车如流水马如龙，以前的甘榜早已不在，到了那里也找不到自己的根，只好作罢。

最近在《联合早报》副刊读到曦娜写的《从南下火车想起》，文里提到峇踏；看到文章，像中了万字票头奖，大喜过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