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沈兹九夫妇当时住在中峇鲁民宅。2月初“夜半重炮声愈来愈响，愈来愈密，轰得屋子似乎摇摇晃晃……”沈兹九在回忆录《流亡在赤道线上》里写道。“隔邻的小孩，被炮声骇得终夜号哭着。”曾参加抗日宣传的文化人此刻心里都明白，新加坡不久会被放弃。那么究竟是走，还是不走？
邮箱打开，跳出2月份的几场活动预告。其中一场讲座名为“在国家档案馆挖掘昭南岁月”，日期落在2月15日。
直到1月底英军撤回本岛，炸毁长堤，本地民众才终于意识到，新加坡已形同“围城”。当时战争乌云愈积愈厚，百万人口挤在不足三英里半径的范围里，“面对白天的轰炸、夜间的空袭，他们无处可逃。”
看看手头正写的小文，见报落在2月8日，“历史上的今天”史书里这样记载：8日傍晚，新柔长堤柔佛那一端。数千名日军士兵突见在岸边集结，入夜后渡海，次日黎明登上新加坡岛西北海岸，“整个过程悄然无声”。（C.M. Turnbull著《现代新加坡史，1819-2005》）
读着史书、回忆录和访问笔记，数天前报上的一幅新闻图片，倏然浮现眼前：加沙最南端城市拉法（Rafah），挤住着大量战争难民；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大规模炮火袭击”，他们一样无处可逃……
对平民来说，任何战争都一样，是灭顶之灾，是万劫不复。
国家图书馆“许云樵馆藏”，收着已故资深南洋史学家许云樵教授的日记，日期停在沦陷后第10天。日记贵在实录，其中记下了“沦陷前日军空袭、莱佛士坊被轰炸后一片残垣断瓦的凄凉景象”。
史书文字，如常地不动声色，读来却字字惊心。
晨早轻盈的心情，此刻渐感沉重起来。这个日期，点到了82年前的一个日子——1942年新加坡沦陷日。
史书里对平民遭遇着墨不多，点到为止，可我很想知道，在1942年新春将临的那半个月里，民众如何在惶恐中度日，他们是否留下了各自的回忆？
然而大多数民众是走不了的。翻开访问笔记，张识芬女士的口述经历最让人难忘。识芬女士当时还小，她记得一家人先是藏身岛上一处乡村甘榜，日军登岛后不得不退回市区，跟很多人一道挤住在河边店屋里。“三天后日军闯入店屋抓人，父亲被带走，从此再没回来。”她的父亲，就是在大检证里丧生的知名画家张汝器先生。
新春时分本该避提战火，无奈战火不随人意，而世间万物皆为相关。就让昔日和今天的战火，再提醒我们一回：不要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