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未来挑战重重,新加坡政府仍挺身承诺,要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议员在国会激烈辩论相关税制和细节,说明要解决气候问题,牵涉到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至于题材触及全球气候暖化或气候变异议题,例如厄尔尼诺现象、拉尼娜现象,马华作家田思、缅甸作家段春青曾以这方面的题材写成诗文,不过,我还没有接触过直接探讨这方面议题的新华文学作品。”

本地英文出版社时代精神书屋在2020与2021年陆续推出“Eating Chilli Crab in the Anthropocene”(在人类世吃辣椒螃蟹)与“Making Kin: Ecofeminist Essays from Singapore”(结亲:新加坡的生态女性主义散文)。前者激发本地剧场“实堂”设计互动剧场《鮽宴》,让观众边吃边思考饮食文化与生态议题的关联。《结亲》的编者之一、新加坡国立大学英文系副教授方美珍则在其序文中提及资深新华作家王润华一系列关于生态的散文,让读者看见本地各语言自然书写之间可以互相借鉴、影响。

“现代与科技生活使人类丧失对大自然的认识与感受能力,加上地球的自然环境,包括地球表面、天空、海洋被严重污染与破坏,飞禽走兽与海洋生物迷失方向,归乡无路,人类如果没有导航也会迷失自己与方向。我们很需要深度感人的生态环保文学书写,但推广运动无法抢救这危机。本地与全球年轻写作人,都丧失对大自然的认识与感受能力。要企图超越这项人类天生之缺陷与挑战,无能为力。也因此之故,现在从各种环保理论谈论生态文学的学者很多,但环保文学的创作则逐渐式微。”

刚出版《朝向环境伦理:新马华文诗文中的生态书写(1976-2016)》的本地学者、作家张森林(伍木)指出,目前国际生态批评界普遍认为,人类应该站在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角度来创作相关作品。新华文学作品曾出现“反烟霾书写”,回应印度尼西亚烧芭与林火导致烟霾的污染问题,例如已故诗人康静城在1997年9月所写《九月,烟锁南洋》,以及吴启基、方伟成、赫南、华英在2013年6月发表的一系列诗作。此外伊蝉、林高在2015年9月分别写下《雾都候鸟记》与《问烟霾》。

那么,有意识通过文学作品思考环境议题到底重不重要?

文学或许可以在这方面做出贡献。

君绍外,张森林还推荐张隆华与李喜梅,两人都是新加坡自然学会会员。张隆华是观察与书写飞禽的专家,李喜梅则善于书写花卉。

气候问题攸关人类存亡与地球生态命运,《巴黎协议》一度促成世界各国大团结,但一场冠病大瘟疫却阻碍了各国减排的进程与意愿,今年爆发的俄乌战争、粮食与能源危机更让问题雪上加霜。

有意识的自然书写

气候变迁问题刻不容缓,但新加坡的生态书写仍需按部就班。张森林认为,要发展新加坡生态书写,除了从小教育,媒体扮演积极角色。

跨界文学创作与剧场演出的梁海彬认为,新华文学中的生态书写经常触及生态的消失、人与自然界关系断裂所引起的不安。其中例子有柯思仁散文《梦树观星》、梁文福短篇小说《蟋蟀》,以及经由陈妙华翻译而被华文读者认识的马来作家伊沙·卡马里(Isa Kamari)长篇小说《剌哇——白礁岛悲剧》。柯思仁谈城市发展,梁文福聚焦城市生活对人的异化,伊沙·卡马里则关注原住民海人在岛国的历史命运。

他建议建构生态书写或环保文学机制,并以1999年2月新加坡作家协会与新加坡国立大学艺术中心联办“人与自然——环境文学”研讨会为例,相信这是“新加坡日后建立专业的环境文学研究机制的前奏曲。”

他解释,自己成长于马来西亚霹雳州地摩,每天面对果树、河流、橡胶园,与打架鱼、蚂蚁、蜘蛛、萤火虫为伍。“很自然的,我的血液、想象、意识流里,充满自然的意象,也是我的无声的语言符号。”

王润华的自然书写,目的是重建消失中的南洋,以及消失中的大自然。他说:“殖民主义与现代文明毁灭南洋与地球自然生态,我写橡胶树、河流、野花与榴梿,都是饱含社会、政治现象与梦想,我关怀南洋的语言符号。近30年环保理论流行,没有冲击我的创作。”

法国生态哲学家巴谛斯特·莫席左(Baptiste Morizot)在他的散文集《生之奥义》中就写道:“这世界住满了比车辆收藏与美术馆展品更秀逸非凡的一个个实体;乃是去肯认:这些实体需要我们变革共同的生活与居住方式……当今的生态危机,一方面是人类社会的危机,另一方面是生物的危机,更是我们与生物关系的危机。”

本地作家、剧场演员梁海彬相信生态书写可以扩大新华文学的触角。(档案照)

梁海彬也有同感:“岛国城市化,虽然有园林,有自然保护区,但是要贴近大自然还是不太容易,这里没有悠然见南山的方便。就算去外岛体验自然,也总是一种过客心态,所以我们不太能够明白农民和土地赖以为生的感受,也没有渔夫对大海之脾性的透彻了解。岛国环境如此,我们对于自然的意识,对土地的感情也就比较薄弱,书写时,我们于是对城市发展,对文化、传统、历史和回忆的保留与遗失的议题更加关注。”

刚结束的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7)提醒世人亡羊补牢,人类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耗了。

王润华的散文集《把黑夜带回家》《榴梿滋味》,以及他许多关于乡土的诗作,都充满自然元素。

他认为人类必须重新审视我们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不能再以现代性视生态为人类文明布景的态度,因为生态不是供人恣意攫取之资源,物种之间、环境之间应该处于平等地位。

当然,文学绝对无法提供答案,但它可以打开反思之窗。

方美珍认为王润华的一系列作品可以被视为自然书写,王润华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则引罗兰·巴特“作者已死”理论,欢迎读者、评论者的各种诠释。

张森林以已故新华作家君绍为例,他生前打造了自己的植物园“复荣园”,发表于1959年的散文《森林风光》可见其生态写作之分量。“此文精彩呈现了一幅一般人尚未插足的马来亚森林的生态食物链全景图,让读者仿佛走进幽暗阴深的马来亚森林,近距离观赏遵守丛林法则的鸟兽花草。”

张森林坦言,新华文学的生态书写还不成气候。(龙国雄摄)

面对气候变化、环境灾难,文学家可以做些什么?近年来国际上不乏具有启发意义的自然书写;本地作家则似乎对身份、语言、文化、传统等议题更加关注,缺乏深度感人的生态环保文学书写。受访的三位本地作家深入分析其原因,并探讨生态议题文学写作的可能与未来。

新华文学给人的印象向来是聚焦于新加坡华人历史身份(比如一系列的伤痕文学),或是关心华文华语方言与华族文化命运的书写。其实新华文学也关心其他课题,比如异化的城市人与空间,性别议题,但它需要更多作品与更多评论。而生态书写正好为新华文学提供另一个维度,扩大新华文学的关怀。

王润华认为华文作家会比英文作家更关心文化社会与环境问题,这来自于“中华文化的优秀文学传统,尤其儒家关心社会,道家拥抱自然的人生。很多华文作家拥有小小神秘社会乡土的小叙述,如张挥的双口鼎一村、番樱桃树下、吸烟者,希尼尔的华人传统画册、退刀记、布拉岗马地等小叙述,所以华文作家的环保、生态书写得以继承与发展。不过当新加坡走向无根的国际化,日愈失去感受自然的能力,以后华文或英文作家即使企图努力生态书写,也会有很大挑战。”

关怀南洋的语言符号

科幻文学很早便通过恶托邦描述经历环境灾难的未来世界,投射出人们对于未来的猎奇与恐惧。近年兴起的自然书写则透过深度观察,结合科学信息与感性抒情,修补人与自然的关系。

年轻一代缺乏 感知大自然能力

魔鬼岛岸边有名的蓝色巨蚌最近不知为何从石头上掉了下来。对面便是毛广岛炼油中心。(陈宇昕摄)

换句话说,生态文学应当以文化情感作为基础。王润华认为,生态写作的危机在于:空谈理论却无法写出深度。

文学打开反思之窗

王润华说:“我的生态或环保书写,假借‘自然台独’一词,是属于自然生态或环保书写,但不是因应现代的环保理论的影响而书写。”

张森林坦言,新华文学的生态文学实践还处于萌芽期。

探讨生态议题有千百种可能

自然书写、生态批评、环保文学……名目众多,新加坡华文文学是否存在认真思索环境问题的作品?

不过生态书写并不仅止于花草树木、自然生态之观察或追忆,它很可能是一个政策改变导致社会上特定群体受到冲击,追求生态正义也可能影响社会最脆弱的族群,寻求美好未来与争保朝夕之间充满张力,文学或可检讨这些现实中的缝隙。

自从瑞典环保少女通贝里(Greta Thunberg)掀起保护环境的全球运动,年轻人趁着这股风潮,充满激情地期待改变。新华文学或可将生态书写的任务托付给新一代写作者,但王润华与梁海彬这两代写作者却不乐观。

本地学者、诗人王润华教授认为,生态书写需要文化情怀作为根基。(龙国雄摄)

探讨生态议题有千百种可能。梁海彬以今年10月野米剧团呈献的英语剧“Pulau Ujong”(新加坡古名,马来语意思为在尾端的岛屿)为例,剧作家亚非言(Alfian Sa'at)采用引录剧场(verbatim)的形式,访问了本地生态工作者,其中包括科学家、海人的后裔等。

不熟悉,没有感情,没有专业知识,就无法书写深刻的生态文学。

法国学者关首奇(Gwennael Gaffric)在《人类世的文学:台湾作家吴明益的生态批评研究》中写道:“生态批评的目的并非藉由一本小说反省拯救生态的手段,更非探究诗作如何反转读者看待自然的眼光,而是在全球化的今日,处于消耗环境、记忆与想象的现代性中的文学如何创造出虚构、生成和存在的条件。因而,在人类行动对环境与其他共存生物造成空前影响的时代,本书将文学视为一种观察、抵抗与创造的方式。如佩斯(Saint-John Perse)的诗作所示,我们处于‘地球与人类交会之际’(Perse,1972:438)。诞生于人类与地质学激烈碰撞时代中的文学,能发展出什么样的生存与共存模式?”

“好玩的是,亚非言还为那些最直接受到全球暖化却没有发言权的受害者们发声——在动物园被训练成明星的阿明,被关在圣淘沙岛的海豚,岛国的榕树和喇叭花树等等。原来阿明曾经因为受不了压力,在树上躲好几天不下来;原来被关的海豚寿命锐减。编剧从各方的角度,探讨全球暖化课题的复杂性,从结构性的不公,乃至个人的价值观,为观众呈现各方的视角,观众可以自行思考和反思这项课题。”

如果说生态文学必须同时兼顾科学与文学,甚至要是生态保育实践者如法国的巴谛斯特·莫席左或台湾的吴明益,如此高标或许真的还得看缘分。

可以说,王润华的自然书写是无意识的。

面对气候变化,科学家可以为人们提供科学理性的分析,政治家扮演协商与执行的任务,文学家可以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