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玮玮指出，林少伟这样关心社会变好的激进人士总是自动自发，无需政府推动。更早前，林少伟在1965年与一批本地建筑师联创的新加坡规划与城市研究团体，也以一个独立城市规划智库的身份为新加坡建国初期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城市规划建议，包括建造地铁系统，减少过度依赖巴士公交，以及把新加坡国际机场从巴耶利峇移到樟宜。
莫玮玮说：“林少伟那时是新加坡建筑大师，我还没毕业就被邀入他的事务所，是我人生的小光荣史。当他形容自己的公司是小型boutique事务所，不求扩大，只求精，设计出实验性的好建筑时，我就立马答应加入。我不想做商人，小公司很适合我的脾性。我接手后也维持小而巧的规模，员工都在20人以下。”
这概念更早在珍珠百货商场的组屋群落中落实。多座高密度的公共居住与商业功能的组屋由空中人行道和公园串连起来，变成一座自供自给的小城市。
问他想留给后世什么？他说或许是他的著作。和林少伟一样，郑庆顺也热衷写作。他毕生的文章在2021年结集成738页的巨著《小岛屿大思考》（Big Thinking on a Small Island: The Collected Writings and Ruminations of Tay Kheng Soon），目前交由设计作者庄裕康再筛选、编辑成400多页的书，当中有他对城市、建筑与人生的看法。
翻新保留老店屋
听闻有前辈称林少伟不会画建筑图，莫玮玮有话说：“在我们合作的这些年，林少伟确实没画过一条线，建筑图全由我操刀，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败坏他的名声，说他不是建筑师。他是做大事的人，是建筑团队的首领。如果不是他，我们不会接到‘不夜天’、淡滨尼北联络所这样的项目。也只有他能让决策者心服口服，接受他实验性的概念。他为自己的事务所创造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环境，鼓励建筑师探讨、发掘新事物。他创办了两家事务所，这精神在两处都贯彻始终，交出亮眼的作品，若他不是有远见、想法的建筑领导者，作品都是别人替他‘画’出来的，你说他两家事务所都能如此成功吗？”
苏建隆说，新加坡独立前，本地大部分建筑师都是英国人。那一代新加坡人要成为建筑师不是去英美，就是到澳大利亚念书。林少伟先去英国建筑联盟学院，后去哈佛大学；林苍吉则毕业自美国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师海归后，将现代主义概念带回新马。新加坡理工学院的成立则培育了郑庆顺这样土生土长的新加坡建筑师。
郑庆顺与林少伟那一代海归派建筑师虽被视为引领我国现代主义建筑和城市发展思潮的领军人物，但1940年出生的郑庆顺实际上比林少伟小八岁，属于第二代新加坡建筑师。两人到了1967年才共创合伙建筑事务所（Design Partnership），联袂创建出被视为“英雄式现代主义”的代表作——黄金坊和珍珠坊。
建国初期，政府大兴土木，拆除破旧老屋，让建屋局建造高楼大厦。以前的人维生与生活的地方比邻，因此这时期市区的组屋皆是综合功能性质，楼上住人楼下开店，安顿这些受影响的老居民。这些公共住屋的设计最早体现现代主义。政府整合空出来的地皮出售给私人发展商开发新项目，于是才出现林少伟联合设计的珍珠坊与黄金坊这两栋霸级的项目。
庄裕康指出：“80%国人住在公共组屋，我们对居住在高楼习以为常，这对比其他国家是很奇特的。”
新加坡人浸濡在现代主义精神
郑庆顺也热衷于在新马推广童军运动。他的人格发展深受童军影响，在建筑如斯，人生也如此。他自认一辈子都是童军，“童军生涯教会我对人生好奇，要有探险精神，这种人格的培育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已荡然无存。我们的孩子不好好发展人格，就会被人工智能取代。”
郑庆顺与林少伟并肩 奠下新加坡现代主义建筑基石
郑庆顺与林少伟、许少全在这个时期的两个代表作，是珍珠坊和黄金坊。郑庆顺说，珍珠坊是为民间而设计的。那时牛车水商人与小贩因城市发展被迫迁移，珍珠坊是为他们提供一个去处而设计。后期变成小曼谷的黄金坊则是被民间所“侵占”，刚开始的想法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座城市高度密集，建筑应该是密实、多层、多用途的，而不像欧洲建筑那样只有单一功能。我们的愿景是要打造出支持不同工作、生活和娱乐形式的多功能建筑。——郑庆顺
他说：“工业革命造就了用钱来买身份地位象征的中产阶级。我很厌恶这样肤浅的心态。我们那时的作品被冠为粗野派（Brutalist）建筑，我虽认为这叫法不完全准确，但它确实象征着我们的一种反殖民，挑战西方知识至上的心态。我们反对过度雕琢与装饰，我们要强而有力地展现出我们独立后的现实。我们那时想象去殖民化的亚洲未来应该是怎样的，马上想到的是：这座城市高度密集，建筑应该是密实、多层、多用途的，而不像欧洲建筑那样只有单一功能。我们的愿景是要打造出支持不同工作、生活和娱乐形式的多功能建筑。”
加入事务所后，莫玮玮的第一个任务是设计保留翻新驳船码头的“不夜天”项目。这个预计耗资5200万元的计划是林少伟的作家医生好友吴宝星（Goh Poh Seng）独立发起的，比新加坡政府后来号召民间和业界提呈翻新保留主意还早了几个月。莫玮玮说，“不夜天”其实是他之前的牛车水保留设计的放大版。他爬上大华银行大厦高楼拍照，决定把那些后来杂乱加建的屋顶拆除，将后巷变成庭院，把整个残旧不堪的驳船码头变身为汇聚休闲、休旅、饮食与文化艺术主题的河畔大观园。
莫玮玮：林少伟是一生的伯乐与师友
现代主义在我国会成功是因为我们把这精神内化了后，仍不断地调适改进它。——曾若晖
1981年，林少伟创办William Lim Associates，当时莫玮玮还未毕业即收到林少伟一通电话，邀他加入事务所，还请他到家里面试。林少伟那时住在他参与设计的黄金坊顶楼豪华公寓，空间挑高，面海，是那种只出现在建筑书籍里，当时新加坡少有的绝美住宅。林少伟家里没有太多家具，莫玮玮选了一张设计师椅坐下，林少伟则侧躺在泰国坐垫上跟他面试，那画面莫玮玮至今仍清晰记得。
现代主义不是靠一个人创建，而是一代开拓者走出来的。向林少伟致敬之际，也须点出那个时代与他一同叱咤风云，打造独立后现代新加坡景观的现代主义建筑英雄录。
建屋局至今仍保留反馈部门，在住户迁入新组屋后，调查他们喜欢和不喜欢什么，并根据他们的意见改进。——苏建隆
1980年代初，我国大兴土木，拆除殖民时期的老屋子来盖高楼大厦与组屋。那时，本地仍无建筑保留的意识，莫玮玮已在国大建筑系的毕业论文中大反其道，探讨如何完整保留牛车水的店屋，并把宝塔街、登婆街、丁加奴街，梨春园坐落的三排店围成的后巷变成展示中华艺术和文化的中式庭院，成为牛车水的焦点。
很多人以为林少伟是很西化洋派的人，莫玮玮说其实不然。林少伟早年在香港读书，英文其实是第二语文。某年莫玮玮生日，林少伟赠予他一套八册的宋朝建筑学巨著《李明仲营造法式》。那是林少伟的父亲在他到英国建筑联盟学院前送他的，林少伟说：“现在我转赠给你，是你从中获益的时候了。”
1981年，进入事业中后期的林少伟，与当时24岁，尚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修读建筑系的莫玮玮相遇，两人理念相投，旋即成为设计伙伴。莫玮玮在林少伟创办的William Lim Associates事务所，与他共事20多年。2002年，林少伟退休后，莫玮玮接手事务所，以W Architects名义传承至今。在相识的42年中，林少伟对莫玮玮来说是老板，也亦师亦友。
莫玮玮为林少伟执行的两个项目就展示这后现代主义的精神。两人在1986年至1989年设计的淡滨尼北联络所的一栋大建筑框架里，穿插许多不同颜色与形状的小建筑。莫玮玮说：“还记得我们在呈献给人民协会时，有高层问：Willy你是不是醉醺醺时画出来的？当时他们的总裁站起来为林少伟辩护，指联络所要从民众中心升级为俱乐部会所，就需要一栋这样前卫的建筑。也因为林少伟在本地建筑界有一定的地位，人们才肯接纳当时这么实验性的设计。”
那代建筑师在建国初期所打造的“英雄式”现代主义建筑（heroic modenism）虽很亮眼，但三位作者指出，新加坡的现代主义发展洪流是公家与私人多方群策群力塑造出来的。人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先有私人现代主义建筑，而后影响了我们的公共建筑设计是不正确的。譬如，经营事务所的林苍吉，便是建屋发展局咨询团的一分子，还曾与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到香港考察，回来后促成新加坡分层工厂大厦的建成。
未毕业便受邀加入事务所
新加坡独立后第一代建筑师林少伟刚于上月逝世，他曾操刀珍珠坊、黄金坊等地标性建筑，以前瞻性的设计为人称道。他在拥抱创新之余，也关注建筑的保留。他独具慧眼提携后辈，放手让他们发挥。本周专题访问两位与他共事过的建筑师郑庆顺和莫玮玮，从他们的口中，拼凑一代建筑师的面貌，以及他推崇的后现代主义对本地建筑的影响。
1963年毕业以后，郑庆顺加入林苍吉与林少伟联创的马来亚合伙建筑事务所（Malayan Architects Co-Partnership）。1960年代，郑庆顺用两位创办人的借款周游列国，到印度、土耳其、日本、以色列、希腊等地考察建筑，也通过两人的引荐，结识了当地的国际建筑师。
专书由国大出版社（NUS Press）出版，取名《我们日常的现代主义》（Our Everyday Modernism）寓意着现代主义不但未离我们而去，反而是持续推动新加坡发展，欣欣向荣的思维。
郑庆顺受访时，自诩为名正言顺的“第一代新加坡土产建筑师”。新加坡理工学院旨在培训未来的新加坡建筑师，但那时没人知道“未来”的新加坡长什么样，直到林苍吉与林少伟设计了新加坡大会堂职工会大厦，新加坡的现代主义愿景才得以聚焦。
有关于他最重要的一点是，外向的他是民间运动的先锋，成事的倡导人。广结善缘的他总会发动自己庞大的关系网，汇聚各领域的专才，一起为我们的社会做事。——莫玮玮
曾若晖说，这本书对现代主义的定义很广，包含了国际风格、包豪斯（Bauhaus）、粗犷主义（Brutalism）、艺术装饰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探讨这广义的现代主义如何影响着我们的社会与文化。现代主义的精神之所以活在建国后代代国人的血液里，是因为大部分的新加坡建筑都建于二战后，我们独立后，现代主义崛起，成了我们建筑设计的主旋律。
政府与私人事务所 共同塑造本地现代主义
建筑设计具前瞻性
郑庆顺透露，林少伟和林苍吉共事时关系紧张，导致两人后来分道扬镳。郑庆顺游了世界回来后，1967年林少伟找他与许少全合创设计合伙建筑事务所。郑庆顺指出，三人各有所长，林少伟主要招徕客户与项目，他负责设计，许少全打理工程项目。他说：“我们跟其他事务所不同的是，彼此没有阶级之分，所有项目都有商有量，互相切磋，是真正的伙伴关系。我们称之为开放的办公室（open office）。有段时间，我们甚至跟公司所有员工分享一半的利润。员工后来居然怀疑我们做假账，骗他们该有的利润而罢工，让我学到了一个教训，看的社会主义的黑暗面，它会带出人的贪婪。”
这些复古的建材近年爆红，可是当年却被视为老土。有趣的是，这旧物的保留，反而误打误撞地再创了1980年代一度非常流行，七彩缤纷的意大利“孟菲斯”设计风格（Memphis Style）。
本地市镇规划 贯彻现代主义思维
林少伟助开拓视野
1983年，莫玮玮跟随林少伟到美日取经，在美国拜见了早年在哈佛大学与林少伟同窗的建筑大师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莫玮玮说：“到了80年代，现代主义建筑已变成冷血动物，国际风格在全世界不假思索地被复制，已经失去当初的人文情怀。盖里将建筑的大体量打碎分裂，变成许多不同的空间。中后期的林少伟深受盖里的后现代主义影响，不过他在拥抱创新之余，还会关注建筑保留。”
林少伟和郑庆顺晚年着重建筑和文化课题写作。庄裕康在求学时期读了不少他们的文章。“和他们之后的建筑师不同的是，建国年代的建筑师不单只设计建筑，也思考我们的社会、文化，涉猎层面很广。他们那代人要建的不只是一栋楼，而是一座城市。他们相信城市建好了，人们的生活也就会变好。我们可以学习他们思考社会的广度，还有他们的野心和勇气，不畏惧课题的大小。”
年少的他叛逆，不随波逐流，晚年的他似乎变得悲观。他认为，“我们这代是个失败的例子。我们的想法都是失败的。新加坡是个追求安逸舒适的中产阶级社会，我们撒下的种子不是落在沃土而是沼泽里。这里没有英雄主义，在新加坡有远大志向的甚至是反国家主义的。”
放手让员工发挥
六七十年代期间，新加坡引入美式酒店大楼，也会注入本土文化，如前希尔顿酒店就请马来西亚艺术家幸德信（Gerard Henderson）打造马来图像浮雕装饰外观。
设计案子一出炉即登上本地报章头版，引起很大反响。即便政府后来没接纳他们的案子，但却为日后本地旧建筑的保留开了路，政府决定保留驳船码头的110栋店屋，并发展成美食热点行人街道。莫玮玮说，此后，事务所就接到许多翻新保留老店屋的案子，这保留与创新的理念也一直在他与林少伟的设计血液里。1986年，新加坡传统文化学会成立，林少伟担任会长至1997年，不遗余力地推广文化遗产的保留。
1957年，林少伟从英国建筑联盟学院与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回国，加入苏格兰建筑师事务所James Ferrie & Partners。翌年，才17岁的郑庆顺被新加坡理工学院录取，成为首届建筑院学生。他的启蒙导师是另一位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归返的林苍吉（Lim Chong Keat）。林苍吉教导他包豪斯设计主义的初级班。
另一栋1985年至1987年设计的“Church of Our Saviour”教堂，改建自一家老戏院。他们以1960年代的旧戏院为基础，在周围加建了不同几何形状，漆上不同颜色的新建筑楼，为教会增加了近1000平方米的新面积。莫玮玮在设计时，看见戏院柱子上的彩色马赛克瓷砖和银蓝格子的天花板，为了节省建筑费，将它们保留了下来。
莫玮玮自认在大学时对保留建筑的兴趣大于前卫建筑的设计，后者是他在加入林少伟事务所后边做边学的，“我跟他合作很密切，也因此训练自己什么建筑风格都画得出来。”
同样是历史古迹的华丽转身，他对2009年至2014年负责的维多利亚剧场与音乐厅翻新更为满意，“博物馆翻新项目的新旧对比是很强烈的，维多利亚剧场则微妙含蓄多了。譬如我们为内部门廊所新建的一堵墙在视觉上呼应原有立体、雕琢的墙，但当你细看新墙会发现它是采用新颖建材，刻意做了平面的处理，是更为当代的创新诠释与刻画。”
记者专访两位与林少伟共事过，同样成绩斐然的建筑师——建国时期与他共创事务所的郑庆顺（Tay Kheng Soon）；以及1982年加入林少伟公司，与中晚期的他密切合作，后来接手他公司的莫玮玮。透过他们的眼与回忆向林少伟致敬，回望他与其他建国年代的建筑师如何影响后代新加坡建筑。
到了1990年代，国际的建筑美学开始转变，林少伟仍热衷于后现代主义，而莫玮玮则靠着自己摸索，走出后现代主义，进入线条、体量、建材更轻盈的简约主义阶段。他说：“这些客户虽都是我自己争取来的，可是那时我还受雇于他。林少伟没有限定我必须遵守公司的设计风格，放手让我设计，还给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他创造了一个环境让我成长。”
莫玮玮说：“我当时说服客户留下马赛克瓷砖是因为我看到它们的历史价值。我认为一名建筑师需要有判断的精神，要能跨越何为时代风格，看到更隽永的意义。这个精辟的眼光让我受用至今。”很可惜的，他们设计的大部分后现代主义建筑，今日都已被拆除。
本地三位建筑与设计人士国大建筑系副教授曾若晖（49岁）、设计作者庄裕康（38岁）与著名建筑摄影师苏建隆（46岁）并不这么认为。他们撰著专书，记录、思考、探讨我国从建国至今的现代主义建筑，就是要说明“现代主义”在本地不是一个过时的名词。
作为一位宽宏大量的老板，莫玮玮形容林少伟“宰相肚里能撑船”，总是放手让员工发挥，也支持他们摸索出自己的路，这让莫玮玮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设计道路，也是林少伟给予他最宝贵的遗产。
林少伟也是本地艺术与文化的赞助人，在2007年捐出100万元为国大文学与社会科学院设立林少伟亚洲研究基金；2012捐出六位数款项给六个本地艺术团体和两名艺术家。莫玮玮说：“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支持艺术，却不收藏画作？他说，我更热爱收藏的是友谊。”
鼓励建筑师发掘新事物
1963年，联合国城市发展专家科尼斯布格（Koenigsberger）教授提出了“环状城市”（Koenigsberger Plan）概念，帮助新加坡制定了新的规划概念。这规划虽没得到直接地实施，却推动新加坡政府走得更远，将女皇镇、大巴窑等市镇规划成一座座小城市。苏建隆说，超过半个世纪后，我国榜鹅、裕廊、兀兰等区最新的市镇规划都延续这思路。
那代人要建的不只是一栋楼，而是一座城市。他们相信把城市建好，人们的生活也就会变好。我们可以学习他们思考社会的广度，还有他们的野心和勇气，不畏惧课题的大小。——庄裕康
现代主义指的不只是建筑设计风格，也是一种思维。我国政府规划国土的中坚策略，主要“工具”就是现代主义思维。殖民时期的新加坡规划是很粗糙的，岛中央设为市中心，其余的都是野外郊区和菜园。
黄金坊1974年建成后，粗野的形体虽震撼社会，一名部长甚至称它为“打字机”建筑，但在设计时仍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郑庆顺后来排斥的中产阶级思维。他说：“我们脑海里把黄金坊想象成在纽约、伦敦会出现的建筑大楼，是针对中产阶级的。但这个地点支撑不了中产阶级的生活，也就是为什么后来中产阶级的店做不下去，对面的泰国小吃店、夜店等都进来了，把这里变成了小泰国。这虽不是我要的，但我渐渐地喜欢上它，常来吃只在这里才找得到的血蚶。”
郑庆顺骑着电单车风尘仆仆地从他的组屋住家来到黄金坊。采访完后，他骑着车呼啸而去。82岁的他仍是当年那个桀骜不羁的少年。有了他，现代主义的精神将不会老去，会一直青春下去。
打造现代新加坡景观的建国建筑师
出书分享对城市、建筑看法
1972年，郑庆顺举办一场示威抗议美国轰炸越南，他说：“当年的警察总监是林少伟的家族朋友，他被告知，如果不把我辞掉，建筑事务所将面临关闭。他们在一个合伙人会议上请我辞职。我说我是根据我的良知才示威的，没做错事，绝不辞职。他们最终‘关闭’事务所，以新名DP重新开张。我不怪他们，他们要保住事务所才这么做。黄金坊建成后，作为利润分成，我分配到一个单位。我住了一两年后就把它卖掉。那时我觉得在新加坡没有未来，决定去吉隆坡发展，开了Akitek Tenggara事务所。”
我国建国建筑师林少伟（William Lim）1月6日逝世。他有份设计的黄金坊虽被列为受保留建筑，但许多本地现代主义的建筑仍去留未定。一代建筑大家的离世，是否意味我国现代主义精神的建筑空间也划上句点？
曾若晖说，欧美将现代主义视为一个失败的时代，并将失败归咎于枯燥无趣、千篇一律的过时建筑。新加坡一些年久失修的私人现代主义建筑虽也有这种挫败感，但现代主义在新加坡整体来说却是非常成功的。我们的公共住屋被保养得非常好，有美化市容作用。“这不是一本赞颂公共住屋成就的书，但现代主义在我国会成功是因为我们把这精神内化了后，仍不断地调适改进它。”
现年82岁的郑庆顺在黄金坊一家咖啡店接受本报专访时说：“我在林少伟的葬礼上致辞时，感谢他开拓、增广我的学术眼界。他推荐我看欧洲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著作。那时英国刚选了偏左的工党政府，Willy（林少伟小名）在英国读书，受到社会民主公正思维的影响，强调建筑须服务人民，以环境与解放人类精神为本。Willy为人宽宏大量，十分慷慨，不吝于介绍他的朋友给我们认识。他也是位很杰出的召集者（convener），喜欢把各界人士召集在一起，在他的家举行社交聚会和沙龙，做知识交流，他一直到人生终点都广结善缘。这让我受惠无穷。”
谈两个代表建筑
莫玮玮说：“他了解中华文化，知道这文化怎么影响人，也喜欢不同文化的思考。他的思考方式有点像下围棋，是环绕着问题转，西化思考的人会以为他是举棋不定，其实他是把方方面面都考虑得周详。”
说起林少伟，莫玮玮说：“有关于他最重要的一点是，外向的他是民间运动的先锋，成事的倡导人（impresario）。广结善缘的他总会发动自己庞大的关系网，汇聚各领域的专才，一起为我们的社会做事。”
受后现代主义影响
三位作者说，那代人并非囫囵吞枣，照单全收外国的思潮，而是将现代主义本土化，与本地社会、文化与群众对话。庄裕康指出，法国现代主义先锋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喜欢用柱子将建筑从地面抬起，建国建筑师在高密度多用途大楼应用这概念，如黄金坊和珍珠坊在楼下商场和楼上住屋间打造“空中街道”。
自小就反体制
苏建隆举例：“建屋局至今仍保留反馈部门，在住户迁入新组屋后，调查他们喜欢和不喜欢什么，并根据他们的意见改进。”
1989年，国家发展部委任新加坡建筑师协会构想武吉士未来发展，当时郑庆顺率领协会成员，提倡亲生物（biophilic）设计与高密度城市规划并行，透过攀附在建筑上的垂直花园让建筑物效仿自然，减低城市热岛效应（heat island effect）。34年后，这样的设计逐渐出现在狮城市中心，重看当时的设计图，让人惊叹郑庆顺的前瞻性。
人民一元一砖，由黄国匡（Alfred Wong）设计的前国家剧场，拆除后仍叫国人念念不忘。林苍吉在1960年与林少伟联创马来亚合伙建筑事务所后，打造新加坡大会堂和职工会大厦；两人分道扬镳后，林苍吉设计的裕廊市镇大会堂1975年落成，这两座建筑目前都被列为国家古迹。他们之后的本地第二代建筑师陈青松（Tan Cheng Siong）设计两种不同形体的现代公寓，在市中心打造经典——珍珠苑私人住宅高楼，以及位于荷兰路，由不同形体建筑组成的槟兰谷（Pandan Valley）公寓，可惜都已拆除。庄裕康说：“他们这批建国建筑师为新加坡的现代发展铺下基石，亲身参与了岛国的创建。”
莫玮玮称国家博物馆翻新与扩充项目（2002年至2006年）为他建筑生涯的突破，是本地私人建筑事务所首次获得这般规模与体积来施展创意的机会，亦是他和林少伟对新与旧共存的设计理念的延续和升华。
代表我国建国初期的现代主义建筑，如珍珠苑、黄金坊、珍珠坊近年都陷入拆除或保留的拔河中，在尴尬的去留之间变得陈旧不堪。随着林少伟的逝世，本地建国建筑师垂垂老矣，新加坡现代主义似乎成了本城建筑景观的过去式。
故事的开始，在牛车水。
论文进行到中期时，有位香港大学的讲师来评莫玮玮的作品，对他的设计不大赞同，让他感到茫然。林少伟在1970年代末因与DP建筑事务所理念不合而分道扬镳，那时他常到建筑系担任学生作品的评审。自1980年代便开始力推建筑保留的林少伟，无意间看到莫玮玮的牛车水概念项目，如遇上同道中人，赏识有加，给莫玮玮继续其论文的动力。
黄金坊去年10月被列为受保留建筑，去年5月以7亿元卖给鹏瑞利集团、远东机构及信和置业组成的财团，成为本地首栋集体出售的大型分层地契保留建筑。在黄金坊访问郑庆顺时，大厦里的业主透露到5月就要搬了。记者问郑庆顺对保留黄金坊感到满意吗？快人快语的他说：“保不保留，对我没有多大的意义。翻新后的黄金坊绝对不会有现在真实的朝气，取而代之的或许会是一家大超市吧？”
本文也访问新书《我们日常的现代主义》（Our Everyday Modernism）三位作者，请他们评价林少伟那一代建筑师的作品，以及现代主义设计精神如何贯穿我国超过半世纪的建国发展。他们认为，独立后的新加坡就是现代主义的化身，国人生活在现代主义建筑左右，因此，新加坡人血里流淌着现代主义的精神。
在创建设计合伙建筑事务所之前，郑庆顺与林少伟以及一批本地建筑师在1965年联创“新加坡规划与城市研究团体”（Singapore Planning and Urban Research Group），以独立人士身份思考新加坡独立后的城市规划与发展课题。该团体对未来新加坡的想象，后来发展成黄金坊的设计蓝图。这份向往美好城市，并透过建筑设计来落实的信念一直驱动着郑庆顺的设计。
郑庆顺形容自己自小就是反体制的人。在英华中学时，15岁的他和一群同学偷读共产宣言，被校方发现后接到警告。这群学生改创教会，他过后嫌教徒太爱宣教而退出，现在是不可知论者（agnostic）。当年新加坡理工学院开幕时，一群反殖民学生把大门拴起，不让威尔士亲王进校参观。郑庆顺说，当学校职员把锁撬开后，学生们还从屋顶向他们抛鞭炮，沾沾自喜。这种反叛的思维后来体现在他与林少伟早期的协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