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所经历的，是一个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巨变。欧洲的工业化，用了300年，而我们却用了30年。我们以十倍速飞跃，所以，经济是跳跃的，文明是飞跃的，政治是魔幻的。
（本文是作者和关晓荣在《联合报》文学相对论中的第二封信。文学相对论是《联合报》副刊邀请两位作家的对话集）
想起1986年站在高雄街头的景象。在早晨蒙蒙的天光中，通往加工出口区的宽大马路上，载满员工的交通车，成排的摩托车，年轻男工女工的凝神的眼睛，停在红绿灯前，等绿灯一亮，哗一声，引擎全开，摩托车潮水一般，冲涌而出。
然而新世纪的世局，疫情下孤寂的人啊，要走到哪里去？
河流一般的青春啊，那么鲜活无惧的血肉，成就了今天的台湾！我们也是那冲出去的一代人。
是的，我们得把探索的道路想一想，把迷过的路、歧过的途，说一说，别让自己的孩子，在旧的迷宫中打转。虽然，他们有新的迷宫，仍得自己去走。
所以，我只能像马奎斯的那个上校，把写作当成手艺活儿，不断做着小金鱼。
像《百年孤寂》那样，历经流浪采访，我终究回到了文学。像做小金鱼的上校，我回头写作。感谢疫情，我被隔离起来，不能出游，只能在记忆中旅行。那些故事终于归来。某一些容颜，我渐渐明白他的内在；某一场冲突，我终于知道它代表了什么意义。某一些人与事，在人性的、大历史的、更远的时空中，相遇交会。他们是相通的，是互为印证的时代的足迹。
记得1986年我们一起在高雄采访，晚餐点了凤梨烧溪哥鱼下酒，味甚美，又点了一盘。于是你才说出，你是1949年出生于海南岛，战乱中的母亲没有乳汁，只好跟渔民买鱼，硬生生熬成了浓汤喂养你，才活了下来，所以是天生要来吃鱼的。
我仍记得，每一次的采访过后，我总是给自己一个许诺，说：以后一定要好好写它一个长篇纪实故事，因为，社会运动的背后，真正动人的是更深层的人性。那些故事，无法用新闻报道写完！
在大时代的命运里，1949年的大迁徙，将你带到台湾，甚至带到更偏远的兰屿，写作他们的故事，那又意味着什么？那种决绝而孤独的生活在海隅一角采访的你，是不是1949百万迁徙者后代的命运的一种隐喻呢？
从1980年代的社会运动，到1989年的六四，我仿佛看到自己的探索。我试着把它记忆下来。那不再是报道，因为已经没有时效；那不是小说，因为是真实的；那不是回忆录，因为我想记录的是一个时代，而不是我自己。
“打从家乡的河流污染后，好久没吃到了。”我说。
（作者是台湾作家）
阿渡
至于我之为“匪类”，其实是缘于少年时期的家道中落，母亲一度入狱而可能辍学，于是在心中建起了贫民学校、贫民医院等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梦想，而终致于走上革命的追寻之路。采访更像是我在做社会调查，想探查这个社会，到底有没有革命条件。在采访中去参与抗争，点一把反抗之火，或为反抗之火添柴加薪，或许是一种必然吧。
然而采访如征战，总是向下一个战场狂奔。战士不到年纪，是不会停下来的。而我也终于到了坐下沉思的年岁。
我们活得如此真实，却又如此不真实。我们真实的经历社会运动，可是如今怎么成为了一些政治口号？我们期望于民主改革，怎么一个新威权回头控制媒体，操弄愚民？我们反过的威权回来的时候，我们还要出来对干一场吗？我们拼战过的理想，最后会不会只是一场梦幻泡影？
至于我，那是父亲落魄的青年时期，因为家人不让他去做生意，他很生气，于是天天去溪里钓溪哥鱼。自己一个人，用那种甩竿，站在溪水里钓。傍晚带鱼回来给妈妈煮汤或红烧，特别鲜美。沉默而愤懑的父亲，和温柔安慰他的母亲，和黄昏的鲜鱼汤。
我们得把探索的道路想一想，把迷过的路、歧过的途，说一说，别让自己的孩子，在旧的迷宫中打转。虽然，他们有新的迷宫，仍得自己去走。
我忽然想到，那个海南岛喝鱼汤活下来的人，怎么就到了八尺门海边，去采访讨海的原住民？或者到兰屿，也是海岛，也是讨海的原住民，这是什么宿命的吸引？还是海与鱼的召唤？
台湾会不会像拉丁美洲一样，不断在迷宫中轮回？
老关：
看到你早年在雾台的采访经验，仿佛见到你后来走上长期采访的起点。记忆回到最初，我想起初见时，你刚拍完八尺门，那时仿佛有一种沉郁，不知如何解说来自都市原住民族的沉默、压抑和孤寂。报道者不知如何帮受访者的困境找到出路，仿佛是永恒的课题。
现在才想到，我从未问过你为什么用离职蹲点一年，这种决绝投入的方式，去做报道文学？
回想起来，我们颠颠踬踬的追寻，呼应了风雨，也激荡了风雷，走过经济起飞的时光，也参与社会运动的狂飙，再直奔网络时代的21世纪。可往更深层去想，我们采访过的人生，报道过的苦难，回应过的理想召唤，此生所经历的、目睹的、报道的，又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要记录这个时代呢？
或许，我们仍在摸索，一如少年。
是因为童年的味道，还是那一天采访拆船厂工人，看到伤残者、早逝者、孤儿寡母的人间无奈，而写作者，只能有一支笔的无力感，所以那一晚喝得特别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