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重塑了上海女人，上海女人重塑了上海。
甚至可以说，作为一种世纪图像，上海的名媛淑女以“摩登时代”为背景闪亮出镜的话，一定要借助旗袍的道具。
如今的高考，受社会关注程度应该超过封建社会的科举考试。大家希望作文考题能把握时代脉搏，让考生既抒发家国情怀，又畅述个人理想，不再被“八股”玩到脑残。但今年临考前爆出八卦，有男性教师以鲁智深的身坯，肉鼓鼓地撑爆一件旗袍走上讲台，还叫学生将旗袍的开叉剪至腰间，美其名曰：旗开得胜。这种恶形恶状表演，与考场外家长烧香叩头交相辉映，互为镜像，如果说考生能够托他们的福，有超水平的发挥，打死我也不相信。今年的作文题目如果是《论“旗开得胜”》，我认为要比拿红楼梦说事棋高一着。
旗袍的礼仪性特点在今天已获得主流意识形态和普通民众的共同肯定，唐装汉服的古风也不能动摇它的C位，但我还是担心被妖风淫雨玷污，比如男教师们令人作呕的傻笑。演员在相声、小品或者影视作品里恶搞一记也就算了，多少也能让人解解厌气，但为人师表的身份，用这种方式送学生上考场，又想传递什么信息呢？我看他的期末考试是不及格的，他们作贱的不止是一件旗袍，还有学生的审美能力及对老师的最后一瞥。
上世纪30年代，有一部分上海女人的服饰已经相当欧化，西装短裙夜礼服的国际范是上海女人的另一个界面。不过时装每年都会变，旗袍则守护着超稳定的审美原则。
上世纪80年代，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旗袍回归日常生活，给大时代平添了一份雅致和从容。特别是在《花样年华》《一世情缘》《金粉世家》等影视作品中，女主人公与旗袍相得益彰的呈现，大大提升了女人的自信。
在时代风云中，旗袍与新女性的碰撞产生了“化学反应”，女学生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较深，在社会面上代表着自由与解放的女性形象，那么一袭阴丹士林布旗袍就成了都市的全新景观。
张爱玲穿旗袍，不管新式的高领头还是老式的宽袖筒，都是那么的得体。她还进一步解答了旗袍与人的关系：“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的轮廓曲曲勾出。”
今天上海女人拥有几十个旗袍协会，各有各的圈子，圈子与圈子还有重叠，她们还组团去米兰世博会走秀，为上海这座城市争光。
男人穿长衫，女人穿旗袍，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时代的印记。鼎革之后，经济繁荣、文化包容、社会开放的上海，使女人眼界开阔，观念开放，思想活跃，她们从电影戏曲、报刊杂志以及爱情小说、流行歌曲等方面汲取精神力量，女性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女性从身体到心灵都渴望大幅度的解放。
1921年上海《妇女杂志》刊登《女子服装的改良》一文，认为东方女性服装要体现曲线美，为改良旗袍的登场大造舆论。
胡蝶如此，周璇与阮玲玉也如此，丁玲如此，陆小曼与潘玉良也如此，宋氏三姐妹受西式教育成长，但也爱穿旗袍。
旗袍到了张爱玲身上，被她破解了时局与服装的关系，“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周公馆有一张大公报的影印件，报道了邓颖超穿了一件灰布旗袍接待上海女记者的内容，标题一目了然：《花枝招展的女记者中，走来了朴素的邓颖超》。
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时期老照片上的新女性，无论亭亭玉立还是疾步生风，无论居家思春还是外出交际，无论在麻将台上还是在歌舞厅中，多穿裁剪合体的旗袍。经过摄影师的构图与光影处理，那根线条，那种姿态，那般风情，比起月份牌上的“画中人”，要端庄就更加端庄，要摩登就更加摩登。
接下来，上海人对原先满族妇女专属的旗袍进行了多次改良，袖子剪短，领口拔高，腰身收窄，开叉引上，使女性形体曲线毕露，娇媚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