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连夜赶到永福路招待所,敲开了再复的房门。此时他已经睡下,相当尴尬地起床招呼我。我看时间不早,就开门见山地说: 我可以保证邓力群不会来参加会议,代表中央来参加会议的是新任中宣部长朱厚泽。然后,我向他介绍了朱厚泽的开明思想和亲民作风,劝他百闻不如一见,何不亲自去和这位新部长打一次交道,看看虚实。

刘再复(1941-)

文学家刘再复被称为“漂泊的思想者”是名副其实的。这位1980年代的风云人物在海外漂泊了30年,但他当初既没有像某些漂泊者那样亢奋,后来也没有像他们那样颓唐。他始终在创作、在探索、在思想。

农家子弟性格淳厚倔强

《性格组合论》成文青“葵花宝典”

到了1986年4月间,我给再复发去会议请柬,但是一直没有回复。直到开会前两天,外地代表已经陆续报到了,还是不见他的踪影。好在这次文化研讨活动得到上海文化界的普遍支持。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郝铭鉴悄悄告诉我,刘再复已应他们之邀来了上海,住在永福路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的招待所里修改书稿。因为不打算参加会议,所以不让泄漏他的行踪。

中国当代著名人文学者、思想家、文学家、红学家、自由主义者。1989年离开中国后,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科罗拉多大学、台湾中央大学等院校担任客座教授、讲座教授、名誉教授与访问学者。著有《性格组合论》《鲁迅美学思想论稿》《文学的反思》《论中国文学》等学术论著和散文集。

他的文学理论著作《性格组合论》几乎成了当年文学青年人手一册的“葵花宝典”,被评为1986年中国十大畅销书之一。

再复见我情真意切,当场答应去参加会议。我怕夜长梦多就说:“外面有车等在那里。不如我现在就帮你搬到代表住的锦江饭店去。”就这样,我连夜把再复“绑架”到了会议。会后再复对朱厚泽赞不绝口,开始建立了他们之间的友谊。2010年,当我把朱部长病逝的消息告诉远在美国的再复和李泽厚时,他们发来短信称厚泽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中宣部长”。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说起这本书还有一段笑话。1986年底上海发生学潮后的某一天,我随市委书记江泽民去高校调研。学校领导人把发生学潮的原因归于思想界的自由化。在一旁的市委秘书长王力平插嘴说,有些坏书对大学生思想的影响很大,例如有一本书叫《性格组合论》。江泽民问:什么叫性格组合论?王先生随口答道:就是说人的性格有两重性,一重是人性,一重是狼性。狼性代表了不择手段地竞争。作者主张释放这种狼性。

我听到这段话当场呆住了,问王先生有没有看过这本书,书中说的好像不是这么回事。一般人可能不知道王力平还是30年代著名剧作家于伶的儿子,居然会对文学如此无知。江泽民挥了挥手打断我的话,表示没兴趣听我们的争论。我就只好打住了。后来我把这个笑话讲给再复听,他只是苦笑了一下。

因为刘再复在文化界的影响力,所以我在1985年8月进京寻访文化名人,听取他们对上海文化发展的意见时,自然少不了他。

不管你是否认同这个主张,至少说明漂泊中的刘再复一直在严肃认真地思想着。其中有些文字是发表在香港《明报》副刊和论坛版上的。

去国以来,他把自己一点一滴的思想用笔记录下来,出版了七卷、数百万字的《漂流手记》。不仅如此,他还反思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和李泽厚一起系统地提出了《告别革命》的主张。

这次初识再复之后,我们成为了能够推心置腹的朋友,不久又各自踏上了漂泊之路,但依然心心相印。他每次来香港,我们都会见面畅叙。每次见面,总是让我十分惊讶,因为再复每每会有许多独到的新见解新思想。这对一个古稀之年的老人来说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思想着,令人年轻。

说起和再复30多年的友谊,有很多有趣的回忆,但最有趣的是我们的初识初交。80年代的刘再复已名满天下,他当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他提出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及“文学主体性”等理论,主张以“人”为核心重建文学观念,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在文学界引起关注和争论。

在社科院文学所里,第一次和再复的会面印象并不深,也许是他对我这个陌生的文化官员抱有戒心。因此,这次会面自始至终是我说得多,他则大多是含笑不语。然而,他还是答应参加次年春天在上海举行的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为我们助威。

当时我担任《明报》主笔,除写每天的社评之外,还要主编两个版面的论坛,工作压力很大。《明报》论坛版的作者阵容向来十分强大。我初来乍到,没有本地名家的人缘,只能求救于内地和海外的老友,替我保住这个饭碗。再复正是在我的一再游说之下才拔刀相助的。

1995年,刘再复(右)与同样旅居美国的老友李泽厚携手出版长篇对话录《告别革命》。图为两人在2017年合影。(互联网)

印象最深的是刘再复有关时代变迁的三篇文章。第一篇是《从意识形态的时代到数字的时代》,第二篇文章的题目是《从反帝救亡的时代到民族自我调整时代》,第三篇是《从史诗时代到散文时代》。再复用文学家的发散式思维阐述宏观的理论问题。在这个时代的学者中确实是别具一格的。

现在有人把刘再复给明报写稿,说成是得到伯乐金庸的器重,或归于他和潘耀明的同乡关系。此说实在是不明就里。因为那时金庸已经卖掉了明报;老潘也只管月刊,从未在明报任过职。真正邀他写稿的则是本人。

我向郝先生打听再复不愿与会的缘由。他说,是因为知道“左王”邓力群也要与会。农家子弟出身的刘再复性格淳厚,虽然平时待人很谦和,但有时又很倔强和执着,黑白分得清清楚楚,几乎没有调和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