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理念更令很多海外华商激动不已。他们不仅因康有为接近了权力，尽管它是虚幻的，还可能让温哥华、旧金山与悉尼彼此联结，创造出更大的市场与利润。
在信中，他把这家筹建中的新组织比作东印度公司。后者“以十二万镑金公司亡印度”，而它则“以千万元公司复祖国”。
康有为在历史中的角色，常被定格于失败的戊戌变法，或草率的1917年复辟。很少意识到，在1899年至1910年间，他曾缔造过一个全球性的政治组织保皇会，还孕育出一家真正的跨国公司。
为确保进展，会员们公举徐士芹、梁启田为收银员，寿文、叶惠伯为管银员，王公佑、康季雨为核数员。同时，又推举旧金山的罗伯棠、西雅图的胡拔南、悉尼的鲍炽、欧阳度为议员。俟商股收集，就一律开办。你可以想象现场之热烈，只在纸上谋面的人，突然面对面，长久未见的师徒、朋友，再度抵足而眠。他们都说广东话，是这样或那样的乡亲，都有着对现实的忧虑与对未来的憧憬。
何绍彭的来信，正是这家名为中国商务公司创办前夕。自1902年，康有为、梁启超就不断对西方媒体宣称：“将组织一家资本为两千五百万美元的公司，总部设在香港，其美国办事处设在纽约。该公司的首要目标将是促进中美贸易关系，该公司将颁布改革者的理念，并致力于和平改革中国政府的事务”。
孙中山说，海外华侨乃革命之母。事实上，这个母亲却不止一个孩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海外华侨而言，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会、中国商务公司，才是更值得期待的选择。
这次大会于1904年3月在香港举办。除去讨论商业公司的组建，还要决定如何应对日渐紧张的俄国威胁，联日拒俄，恢复东北三省。会场一片热闹，来自全球各地的保皇会代表，皆受赠康有为的银牌，以表彰热心。与保皇会一样，中国商务公司有一个恢弘的目标，倡办商务是救国之大计，要挽回外溢之权利。它有一个全球性的商业版图，“先专办南美洲及日本、南洋等处各埠汇兑金银，及出入口货，及内地之瓷器、丝绣各种合销之货……”；在将来，“凡五金、矿产、轮船、铁路、银行、机器厂、买地垦田等大举，皆俟各股齐集，本项充足，或再推广，当即随时会议兴办”。具体举措分为五项：1、办银行。先在香港设立总部，并建楼作客栈。香港银行开定后，再分步在各城市建立分行，投资额500万；2、在芜湖开设瓷器公司，资本银100万；3、开设广州至佛山电车，100万；4、在香港、纽约、上海、横滨开设进出口公司，100万；5、剩余200万，机动处理，可能投资地产，也可能设立工厂，“择其获利最厚，生意最稳者为之”。这初期的投资就达1000万。
在康有为的书信集中，我读到这个类比。信件落款1903年12月13日，收件人康有为，寄信人名为何绍彭，他是这个新组织的商务代理收款员之一。
在一个短暂时间里，这个庞大的商业组织的确成功了。它的投资从墨西哥、香港到芝加哥、上海，遍及报业、酒店、采矿、铁路、房地产、学校，但它也很快因管理失败、内部冲突，陷于瓦解。伴随孙中山神话的确立，康有为的这桩努力，被历史刻意遗忘了。孙中山说，海外华侨乃革命之母。事实上，这个母亲却不止一个孩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海外华侨而言，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会、中国商务公司，才是更值得期待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