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他曾私下找我询问去《亚洲周刊》的意愿。起初我有点跃跃欲试，但TOM的首席执行官王兟对我说： “一份杂志有两个股权相等的老板，谁说了都不算，你怎么办？” 我不愿夹在两个老板中间做磨心，也就打了退堂鼓，再次失去了和惟纯合作的机会。
2000年7月，南怀瑾决定让我执笔，将两岸密使内幕公诸于世。我就去台湾找惟纯，准备把这一爆炸性的文章交给《商周》发表。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穿着夹克，戴着眼镜，瘦高个子，眉目清秀，有玉树临风的仪态。说完正事，惟纯轻松地点起烟，开始和我聊起天来。他不是那种说话滔滔不绝的人，但观点很独到，谈吐很机智，态度很自信，能感觉到是个绝对聪明的人。
金惟纯在台湾被称为“新闻界第一才子”，自称信奉“归零哲学”，随时随地把自己归零，一切再从头开始做起，不愿躺在以往的成就上。1952年，他在高雄眷村出生，是一个没见过父亲的遗腹子，目不识丁的母亲含辛茹苦地将他抚养成人。他以半工半读的方式拿到了硕士学位，毕业后进入台湾第一大报《中国时报》，29岁就担任社论主笔，写下许多振聋发聩的文章。
惟纯和我谈过去，谈未来，谈国家两岸，谈他的《商周》经验，还有他 “不找别人麻烦，不被别人找麻烦，以及不找自己麻烦” 的 “三不” 原则与 “归零哲学” 。第一次谈话彼此都敞开了心怀，也就此成为好朋友。此后，他来香港或者我去台湾，都会相约聚在一起聊天。他对学佛习禅饶有兴趣，也有心得，我就带他去见怀师（编按：南怀瑾）。怀师一再夸奖他聪明。
金惟纯（1952-）
“三不麻烦”原则
台湾著名时事评论家，拥有30年的媒体经验，也是著名专栏作家和意见领袖。2021年，出版《人生只有一件事》，销售50万册。2023年，创办“一件事学习中心”，并推出“一件事”系列工作坊，推动人生学习，提升华人世界的心性品质。
1999年，石齐平推荐我给《商周》写稿。发表了第一篇政论后，金惟纯就来电话，邀请我在杂志上开一个专栏，承诺付给我每字1港元的稿酬，这在当年的台湾算是最高标准了。我欣然接受他的邀请，开始用“林克”的笔名给《商周》写专栏。每周一篇，一写就是七年。这些文章不受制于人，我用我眼看，我用我心想，我用我手写，可说是最用功撰写的评论。就这样，我因文字而与惟纯订交，尽管最初我们未曾见过面。
归零退休当义工
前些年，我去台湾，惟纯兄请我去他在新店山上的家里作客。晚饭后，我俩沿着山路散步。他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做义工的快乐，劝说我搬去台湾和他做邻居，加入他的义工队伍。他还说，等女儿大了，准备再次归零，从目前的大豪宅搬去小房子，过一种简朴的生活。此时，我又想起20年前的第一次聊天，惟纯兄一直在实践着他的“归零哲学”。他的人生是充实的。
2004年，TOM集团参股《亚洲周刊》，惟纯出任顾问。这份杂志长期亏损，老板问他有什么办法让《亚洲周刊》起死回生。惟纯脱口而出说： “换个总编辑。” 在他看来，在所有的管理诀窍中，人比策略重要，因为人可以修正错误的策略，但错误的人只会让事情愈弄愈糟。
一般人处在他那种炙手可热的地位，大多不会轻易放弃，可是生性不安分的金惟纯只做了一年主笔，便毅然负笈美国，进纽约大学商学院重新做起学生来。35岁回到台湾，他敏锐地观察到媒体未来竞争与变迁的趋势，创办了《商业周刊》。这本杂志经历了六年的经营危机，缴了1亿多元新台币（编按：约417万新元）的“学费”，最后逐渐起死回生，发行量超过15万份，年广告收入高达近4亿元新台币，成为台湾最具影响力的精英期刊。
到了第二年，亚视股权发生变化，我选择了离职，但一时又没找到工作。尽管还没落到捉襟见肘的境地，但入不敷出的状况难免令人焦虑。惟纯知道后，马上伸出援手，聘请我担任《商周》的受薪顾问，解除我的后顾之忧。2003年春节，他还邀请我去台湾参加《商周》的春茗活动，在这个大家庭浓浓的情谊中消除了失意后的孤独。惟纯兄给了我一个最难忘的春节。
2006年以后，惟纯成为TOM的实际掌舵人，两岸三地华人圈内举足轻重的传媒巨子。前几年，事业正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再次将自己归零，毫不犹豫地退休，放下一切回到台湾做义工，决心回馈社会。
2001年底，惟纯的商周集团、台湾城邦出版被李嘉诚旗下的TOM集团收购，由惟纯继续管理商周集团。老板周凯旋邀我加入新的TOM集团，协助原城邦老板詹宏志经营出版板块。我不认识詹宏志，就去和惟纯商量。他鼓励我加入TOM，和他一起共事，但也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我最后还是婉拒了周凯旋的邀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