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维新人物中，因谭嗣同态度最为激烈，所以慈禧衔恨最深。据后来胡志廷《谭嗣同就义目击记》记载，慈禧令以钝刀行刑，总共砍了三十几刀，谭始断气，非常惨烈，但他始终未哼一声，诚感天动地也。与他平生风义兼师友的“大刀王五”，是清末十大武林高手之一，曾偕同志谋劫法场以救嗣同，但清军戒备极严，未能发动。
众所周知，康有为主张依靠光绪皇帝，以变法强国，是维持大清国祚的“保皇派”。而在谭嗣同的日记中，他却没有丝毫的“忠君”思想，相反的还痛责清朝皇帝的暴虐无道。日记中反复回顾清军入关以来对汉人百姓的种种暴行：
张俭、杜根都为历史人物，但“两昆仑”却是难解，连当时的梁启超都说不清楚，今天就更难以寻索。不过，后人只要懂得、记住“我自横刀向天笑”这一句，也就够了。
谭嗣同的言论和行动，在在说明他不是保皇的维新派，而是道道地地的革命派。与孙中山一同奔走革命的黄兴，1912年应袁世凯之邀到北京，9月16日在湖南同乡会的欢迎会上，有这样一段讲话：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
谭嗣同那么憎恨清朝，为何不直接选择武装革命，反而还和康有为一起维新变法呢？原来，康有为的一句政治口号，深深将他吸引。这句话便是“保中国不保大清”。他希望利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打入清廷内部以谋未来更大的革命事业。所以，他在从事维新运动时，就利用各种手段，希望将社会大众潜移默化成革命党。例如，他在开办新式学堂时，常将《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反清书籍，秘密散发给学生阅读。
我自横刀向天笑
被慈禧令以钝刀行刑
李鸿章在谈判桌上受尽屈辱，回来后又遭国人“丧权辱国”的唾骂。他带着染血的黄马褂上朝陛见。鸿章乃中枢重臣，以垂老之年，为国效命，几至丧生。
他一点都没有认为避难的人有何不对。留者去者，各有其责，各尽其分。这样博大的胸怀，非英雄豪俊，何克臻此？
照理说，当国之人总应表示一些同情、慰问之意才对，但慈禧却说了一句到现在仍令人感到冷嗖嗖、寒到心的话：“难为你了，还留着。”
慈禧对谭嗣同的残忍，并不出人意外，历史上认为她是一个没有仁心的“女皇帝”。甲午战后，中日签马关条约，中方代表本另有他人，但日本的伊藤博文指定要李鸿章去。慈禧授予全权，日方的条件都可答应，于被迫同意割台之后，在赔款三亿两白银上，李鸿章坚不让步，希望中国能减少损失。在僵持中，日本“愤青”对李鸿章开了一枪，几乎送命，此时国际舆论一片大哗，日方建议订约谈判暂停，让李先疗伤，鸿章不从，带伤赴会，日方终于同意，赔款从三亿两降到两亿两。
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锋刃拟华人，华人糜矣……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繁拜跪之仪，以挫其志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
谭继洵
谭嗣同为了维护变法的精神而选择留下。可是为了不连累父亲，却说了很多言不由衷的话，甚至否定了自己用生命维护的变法大业。不过他的努力没有白费，谭继洵只是被罢了官，没有被杀，于1901年终老于家乡浏阳。
此外，对“中兴”清廷的曾国藩、左宗棠等湖南籍名臣，同为湖南人的谭嗣同也极为不满，指责他们效命异族“乃不以为罪，反以为功”。
曾经沧海，又来沙漠，四千里外关河。
由于谭嗣同是个真正的革命派，他在维新运动中，表现得最为积极。例如策动袁世凯发动政变，抓捕慈禧和荣禄。正是这种胆气，让谭嗣同毅然留下慷慨赴死。或许在他看来，自己的鲜血有助于国人认清满清的腐朽、愚昧与不可救药。后来的许多革命党人，确实是感动于谭嗣同的牺牲，才走上了反清的道路。
谭嗣同被关进大牢，有《狱中题壁》诗，豪情溢于笔端，读之教人热泪盈眶：
鉴不因人，形还问影，岂缘醉后颜酡！
其实，谭嗣同早在18岁时，就写过一首教人印象深刻的词：
去留肝胆两昆仑
骨相空谈，肠轮自转，回头十八年过。
瞻仰戊戌变法先贤的历史遗迹，我曾到山东和广东拜访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故居，去天津看了梁启超的书房“饮冰室”；随后又走进湖南省浏阳市北正街98号“谭嗣同故居”，觉得这位中国革命史上了不起的英雄，正与我同在，与我一同呼吸，我默诵他的遗言：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
谭嗣同1865年出生在北京，他父亲谭继洵在京师任官，嗣同13岁回老家湖南浏阳扫墓时，留下读书，并从“大刀王五”（王正谊）习武。1896年回北京，从事办学、办报等社会活动；后以四品章京入军机处，参与维新运动。那时他父亲谭继洵已官拜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是“封疆大吏”。变法失败，谭嗣同决定留下，对维新革命生死以之。但他也知道，“造反”是“灭九族”的罪，于是他模仿父亲的笔迹，替父亲写了一封“训子家书”，搁在书房里。他知道官府会来搜查，这封信是写给慈禧看的：
惟有瓶花，数枝相伴不须多。
后来的“中华民国”革命成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也成功了，谭嗣同泉下有知，拿他“仁”的标尺来衡量，对这两次革命的过程与结果，不知他满意否？
你大逆不道，屡违父训，妄言维新，狂行变法，有悖国法家规，故而断绝父子情缘。倘若不信，以此信作为凭证，尔后逆子伏法量刑，皆与吾无关。
中国革命，湖南最先。戊戌之役有谭嗣同，庚子之役有唐才常，其后有马福益、禹之谟诸君子。萍醴之役，广州之役，我湖南死事者，不知凡几。又如陈天华、杨笃生、姚宏业诸君子，忧时愤世，蹈海而死，所死之情形虽异，所死之目的则无不同。兄弟（编按：黄兴自称）继诸先烈后奔走革命，心实无他，破坏黑暗专制，跻我五族同胞于平等之地位而已……
以父之名伪造家书
寒江才脱渔蓑。剩风尘面貌，自看如何？
望门投止思张俭
谭嗣同“铁汉柔情”最使人难忘者，是故居中展出他的一份“伪造家书”，这封信救了他父亲一命。
《仁学》指斥二千年来专制制度为“大盗”，并猛烈抨击三纲五常“钳制天下”，它说：
这首词，充分表现了他的豪情壮志。但壮志未酬身先死，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与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等“戊戌六君子”，在北京菜市口就义。临刑前，谭嗣同犹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忽说此人是我，睁眼细瞧科。
忍死须臾待杜根
谭嗣同诗文著作不少，最著名的是《仁学》这部书，是一部融合儒、释、道、墨等各家学术的哲学典籍。他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的原质所构成，其本体是“仁”，世界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于“仁”的作用，故称他的哲学为“仁学”。最早由梁启超在日本出版。
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
春梦醒来么？对春帆细雨，独自吟哦。
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与辽东半岛，并赔款两亿两白银。国人对此悲愤难抑，正在北京应试的举子，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领头下，上书光绪皇帝，反对签约，并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因为汉代以公家车马送士人入京考试，后人就以“公车”作为入京应试举子的代称。光绪采纳了康、梁这一群士子的建议，开始推行新政，谭嗣同也积极参加，这就是“戊戌变法”。但此举触犯了慈禧太后及守旧大臣，乃发动政变，软禁了光绪，并逮捕维新派成员，康、梁避走海外，但谭嗣同置生死于度外，在多方营救光绪未成之后，决定留下以身殉道。他说：
谭嗣同（1865－1898）
《望海潮·自题小影》
黄兴已将谭嗣同直接纳入革命谱系了。
百载以下读之，犹令人壮怀激烈。
谭嗣同参与康、梁的变法维新，当然被视为“改革派”。但1932年有学者在他故居中发现他的一本日记，却对此有深一层的看法。
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
字复生，号壮飞，浏阳人。博览群书，好金文经学，兼习西方自然和社会科学著作。游历大江南北，观察风土，结交名士。发挥王夫之“道不离器”学说，提出“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为戊戌变法提供理论根据。
一方面，满清在开国初期，对江南百姓杀戮过多，扬州十日、江阴之屠，犯下很多重大的罪行；同时，为了维护自己的异族统治，竭力打压士人的思想，制造了惨烈的文字狱。在谭嗣同看来，对于中国的落后，满清统治者应负主要责任。
密谋更大革命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