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又坚守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并身体力行实践儒家文化传统，被誉为现代儒者。继钱穆、余英时之后出任海外新儒家大本营——香港新亚书院院长。他毕生投身于中国的现代化转向研究，但在其他研究领域也硕果累累。
金耀基（1935-）
注册时才知道金先生是社会学讲座教授。我既在他的门下，就得修习社会学课程。这是我未曾涉猎的领域，必须从头学起。连续两年，每周一个半天赶到沙田校园去听他亲自主讲的两门课程：社会学基本理论和社会学方法论。金先生指定的一长串阅读书目都是英文原版，课堂讨论则用中文。方法论的后半部分是由另一位年轻学者教统计学。这让只有初中数学程度的我学得十分辛苦。后来又选了刘兆佳教授的政治社会学和法国学者伊莎贝尔教授的历史社会学。阴差阳错地修读社会学倒是歪打正着，为我思考和研究中国文化问题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我后来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雏形就是金先生指导下撰写的博士论文，横跨历史学和社会学两大领域，但社会学是研究的着力点与切入点。
近年来，我们都比较清闲了，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起来。金先生非常享受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也喜欢在家练书法。他送给我的几幅书法作品，中锋行笔，骨力刚劲，神采毕现。前年，我决定搬离香港到北美定居，行前和金先生夫妇辞行。他握住我的手依依不舍，我也强忍住夺眶而出的泪花，师生情谊尽在不言中。
1994年夏，我到香港投身新闻界后并未做长期打算，仍然希望回学校继续中断的学业。同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第三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我在会场上见到金耀基教授。他被学界誉为中国“现代化理论第一人”，先前在上海曾有过一面之交。他的《从传统到现代》是第一本系统阐述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名著。我曾经反复读过几遍，十分钦佩金先生的学问。因此，寒暄几句后就约定时间去拜访他。
从中国国内上大学到在美国念研究生，我都是学历史专业的，但获得的博士学位却是社会学。个中原因，说来话长。
在国际社会学界负盛名
教书之余也写社评
后来才知道金先生从台大法律系毕业后，曾在政大政治研究所专攻政治学，后来以公费生资格到美国留学，也曾主修国际政治。在教书之余，还常给台湾报纸写国际问题的权威社评。他的旧学功底很深，从小父亲就教他古诗词，读中学时的国文老师是著名新诗人纪弦。金先生的散文集《海德堡语丝》《剑桥语丝》和《敦煌语丝》脍炙人口，文字清新，文笔流畅，言之有物，有些篇章曾被收入中学国文教材。他是一位在学术、文学和政论之间游刃有余的多面手。
几天后如约去中文大学，在文信楼的副校长办公室，金先生和我品茗闲聊。他戴着一副玳瑁边眼镜，嘴上叼着烟斗，一口带浙江口音的国语，说话时总是面带笑容，侃侃而谈，妙语连珠。我立刻被他潇洒儒雅的风度，谦和亲切的态度，博大精深的学问和深邃睿智的思想深深吸引。
金先生自1989年到2004年退休，长期担任中文大学副校长和校长，一肩挑起研究、教学和行政几副重担，对“大学之为大学”深有思考，1983年出版的《大学之理念》是学界30年来的畅销书，已再版17次。他发出醒世警言：“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世纪。我认为，如果没有50到100间第一流大学的话，这是痴人说梦。”
自从做了金先生的研究生，自然想更多地了解自己的老师，因此就找来他所有的论著认真阅读。这才知道金先生的非凡之处。他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受过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曾受邀在英国剑桥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德国海德堡大学等世界名校访问研究，在国际社会学界享有盛名。
金先生根据香港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行政吸纳政治”的精辟论述，认为政府有意识地把社会精英吸纳进行政决策结构中，有利于政治和社会稳定。他自己也热心参与社会事务，在香港先后担任廉政公署社区研究委员会主席、法律改革委员会委员、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顾问和研究资助局委员；在台湾先后出任蒋经国基金会董事和国统会研究员。
金先生从校长职位上退休后，仍然著述不辍，诲人不倦，四处奔波讲学。他送我一套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作品集《社会学与中国研究》《中国的现代转向》《中国社会与文化》和《中国政治与文化》。从金先生写的新版序言可知，这是他对以往学术生涯的总结，也是对中国现代化愿景的新思考。
出生于中国浙江省，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教育家、散文家和书法家，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研究兴趣为中国现代化及传统在社会、文化转变中的角色。
那些年里，我几乎每个月都会去拜见金先生，有时约在他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有时约在学校的教员饭堂。有几次，他还请我去尖沙嘴一家叫诺曼底的法国小餐馆共进午餐。我们都喜欢这家餐馆的情调和鹅肝酱。和金先生相处，他全然没有“大师”派头，亲切随意，率真淡定，让我无拘无束，就像和一位邻家长者在闲聊。我们的话题很广泛，学问之外，更多的是谈论时事政治。也许是当时我在明报写社评的缘故吧。金先生喜欢听我高谈阔论，听得很认真。他自己也喜欢发表意见，每每有许多真知灼见。
在出国前的几年里，我的学术兴趣是研究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金先生在这方面的精辟见解，对我来说近乎醍醐灌顶。于是我讲了离开上海之后的经历，对他说：“如果你愿意收我做博士研究生，我就留在香港，不再回去UCLA读了。”金先生满口答应，当场嘱咐秘书告诉我如何办入学手续。我就此成为金耀基教授的入室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