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聚会没有高声畅谈，87岁的陈宝开的听力只剩下40%，除非大声喊道他的名字，他总是安静地坐着，他说：“你们讲话，我就笑着，假装听见了。”86岁的曾广纬听力也不太好了，只能听清楚一部分内容，他便很少参与大家的对话。因此，交谈往往只能发生在临近的两三个人之间。

11月16日，1954年从中正中学总校（简称中正总校）高三甲班毕业的学生，在三年疫情之后又聚在一起，庆祝同窗友情70周年。

疫情三年没有聚会，再见面问各自有什么变化。

这次聚会更没有杯盘狼藉，大大的餐桌对90岁左右的老人来说也是一种阻碍。因此，吃的虽是中餐，但每道菜都由服务员分成小份，一道一道摆在每一位同学面前，每一个碗盘吃完就立刻被撤下，保持着整洁又略显空旷的桌面。

这次聚会没有欢朋满座，能够到场的只有七人。看起来也许并不热闹，但这种聚一次少一次的同学会，但凡能够来的老同学都来了。88岁的陈秀娥，由女儿送来，偕她坐着轮椅的先生一起出席。91岁的江耀荣虽自己搭车过来，但他拄着拐杖，“从商场门口走进餐馆都要花半个小时。”

刘太格说：“有同学的聚会，才会长命百岁。”

那时他们有名师，有意义深刻的课程内容，他们感叹那是新加坡教育“最好的时代”。

曾广纬虽然年事已高，仍坚持去会馆教书法。他觉得“待在家里也很辛苦，不如出门动动脑筋，免得痴呆。”年末他还将在醉花林俱乐部举行第二次个人书法展。

刘太格否定他，“明明是越来越年轻了。”

逾半数同学从事教育工作

刘太格年龄最小则还有一个原因，他骄傲地说：“我是高二才转到中正总校甲班的，因为我成绩超好，不用上高一！”

这次聚会也没有觥筹交错，随着年岁的增长，身体渐渐老去已是不可避免，老同学们有着各自的忌口，端起一杯热茶或白开水，简单又真心地庆祝相识的70周年。

这群同学对于数学老师陈诗豪的印象则格外生动与深刻，70年过去他们仍能异口同声学起老师用潮州话教课的“名言”：“从这边到那边，相差只有一点点。”江士豹（87岁）还说陈诗豪老师喜欢唱《苏武牧羊》，“我在宿舍都能听见。”

刘太格说：“我们这一代人对中国文化、历史、语言的了解，比现在的年轻人好得多。”

班上的同学年龄差别很大，是因为日据时期，学校停课三年八个月。日军投降后，中正总校恢复教学，为支持因战争而辍学的学生，学校也兼收超龄学生。

因战争同学年龄差别大

欢朋满座，高声畅谈，觥筹交错，杯盘狼藉。聊“天生我材必有用”或“长风破浪会有时”。

江耀荣接道：“是啊。牙齿都还没长出来呢！”大家便笑成一片。

他们回忆起中学的老师，教华文的是书法家与教育家张痩石，教美术的是画家刘抗，教音乐的是音乐家李豪。

刘太格、江士豹、江耀荣等还纷纷聊起当时的课堂内容，他们一起读《长恨歌》《将进酒》，一起了解文天祥等民族英雄事迹，一起从《公民》里学习做人的基本原则。

江士豹随身携带自己的书法作品，刘太格邀请他把作品拿出来给大家一起品鉴，只见那大大的红纸上笔酣墨饱写着“寿而康”三字。

1954年中正中学总校高三甲班毕业的七名学生，疫情后重聚，庆祝同窗友情70周年。老同学相聚，除了回忆往事，吐槽老师，也感叹新加坡教育的变革。当年，他们有名师指导，可谓本地教育最好的时代。

刘太格认为，“同学永远比一般朋友好，因为我们有共同记忆——共同被老师折磨过。”

想象一场70周年的同学聚会，同学们都已年近90，场面又会如何？

从“最好的时代”走出来，1954年中正总校甲班的27名同学中，有16人毕业后从事教育行业，其中江耀荣等三人任职学校校长或副校长。他们见证了新加坡教育体系的变革与发展，并长期投身其中，退休多年后仍心有牵挂。江耀荣、江士豹、韩龙元（88岁）详述了南洋大学的历史，感叹在变革时期南大学生遭受的冷遇；也为当下教育只重视科学技术，一味求“A”，忽视人文教育而唏嘘。

除了教育行业，同班同学在其他领域也颇有建树，刘太格是著名建筑师，也是“新加坡规划之父”，曾广纬、江士豹成为了书法家。

“寿而康”或许就是这群老同学的共同愿望。

想象一场同学聚会。

然而，70周年的同学聚会又没有什么不同，性格各异的同学聚在一起，回忆过去，吐槽老师，“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江耀荣说：“变老了。”

年纪最大的江耀荣和年纪最小的刘太格（84岁）是一大一小两个顽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