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政府和绿色组织间对话
许国丰认为，大自然是无价的，与其计算生态服务所能带来的经济价值，社会应该正视大自然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为下一代保存大自然的理念应贯彻国家发展施政。
我国前大使许国丰（74岁）于1990年代初到美国华盛顿派驻，而后到过台湾、澳大利亚及文莱驻守，2012年退休。
酷爱蜘蛛的许国丰当过政府官员，也在绿色组织扎根，他过去30多年如同蜜蜂或蝴蝶，穿梭在政府机构和绿色组织之间，增进双方相互理解，在保育和发展之间取得平衡，为新加坡下一代守护宜居环境。
迈入晚年，许国丰仍活跃于推广保育，但也花时间多陪妻子，一起出国旅行，“我早前买了不少书，一直没时间翻阅，是时候把它们读完了。”
多年来积极促进政府与绿色组织的对话，许国丰的总结是：在地球任何一处，环境保护和国家发展必然存在拉锯，但这不必然是零和游戏，即使在土地有限的新加坡土也不例外。
许国丰当过政府官员，也在绿色组织扎根，他过去30多年里洞察两个群体的互动，深刻理解双方的立场。
“只要秉持科学、理性及相互尊重的精神，我们可以在保育和发展之间取得恰到好处的平衡。政府机构与绿色组织的互动，不应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许国丰耕耘多年却不曾放弃，问及推动力的来源，他引述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因为大自然触动人心，让人愿意不惜一切守护美好。
许国丰指出，新加坡的土地有限，自然保护区以外的一些树林可能被迫开发。不过，若这些地段是本地特有淡水蟹等极度濒危物种的唯一庇护所，动物重新安置后无法存活，发展项目仍不应在这些地段进行。
他选择相信，环保分子没有政治化保育的企图，政府也并非别有居心，“任何发展项目，无论在树林内或靠近树林，都应该经更严格的环境评估，公众也应该可以容易阅读这些报告。”
也许和早年的外交经历有关，许国丰笔下的文字，正如他应对采访问题一样，遣词用字谨慎。作者用心下笔，读者更要反复细读，了解文章的核心论述。
“如果换个交流方式，绿色组织赢得政府的信任与尊重，政府应该更愿意聆听保育诉求。沟通管道建成后，能更有效把发展项目对生态的影响降至最低，甚至彻底消除影响，这对保育的意义更大。”
推动保育的成效不会在一夜间发生，这是一场考验毅力的马拉松。
许国丰的另一身份是蜘蛛学家，专研东南亚，尤其是新加坡和文莱的蜘蛛。他多年前发布了关于文莱蜘蛛的图录，记录约250种蜘蛛。
推开许国丰住家二楼的一扇房门，仿佛走进实验室，桌上放有显微镜、电脑和各种文件。沿墙的橱柜整齐摆放着一箱箱盒子，盒子里是许国丰多年收集的蜘蛛标本。
许国丰说，自然爱好者目睹仅存的陆地或海洋栖息地遭发展项目威胁，可能感到懊恼或愤怒，这些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若情绪一时涌上，提出了全有或全无（all-or-nothing）的诉求，甚至扭曲或夸大事实，这对保育工作是否有益？”
许国丰说：“我收藏大约1万至1万5000个蜘蛛标本，它们都是我在新加坡和其他东南亚国家收集的。我打算把标本捐给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希望当我无法再做研究时，蜘蛛相关的研究还能延续。”
“别人经常以蜜蜂或蝴蝶形容我，因为我总在政府机构和绿色组织之间‘授粉’（分享观点），希望努力能开花结果（相互理解），为下一代人留下种子（宜居环境）。”
撰文分享保育经验
“这包括确保我国的四个自然保护区（武吉知马自然保护区、中央集水地带自然保护区、拉柏多自然保护区，以及双溪布洛湿地保护区）都不得为了发展而征用。此外，再生树林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在理想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停止开发再生树林。”
国家发展与环境保护容易被视为对立面，但发展项目与所剩不多的树林未必只能二选一。酷爱蜘蛛的新加坡前大使许国丰坚信，发展与环保不是零和游戏，科学、理性与相互尊重，是取得两全的关键。
许国丰日前受邀为书籍“Peace with Nature”（意指与大自然和平共存）撰写文章。他整理了这些年积累的保育经验，与读者分享。
如今社会有越来越多提倡保育年轻人，许国丰想鼓励他们：“用炽热的心完成每一件事，把新加坡从小红点，打造成区域绚丽的绿色火花。”
他以地铁跨岛线的项目为例，一些人为了保护树林，声称项目将从地面直接穿过自然保护区，造成动植物的“大灭亡”。事实上，项目会从地下穿过，隧道施工的入口和出口点也会远离保护区，尽可能降低环境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