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打开新思路
不过本地3D打印商面对的竞争压力不小，一方面要帮助客户克服3D打印的技术门槛，另一方面又有中国等地的竞争对手打价格战。明国忠说，技术须要服务于产业的需求，但厂商过去的思维是把一样产品分割成多个零件组装，3D打印是增材制造，零件可以设计得很复杂，但也更完整，无须浪费零件和成本，可是厂商须要具备设计思维。
从零出发，建立本地的鼻咽拭子生产线并不容易，起初医学界对于用3D打印制成医疗用品的看法也有所保留。本地初创公司Structo是负责3D打印鼻咽拭子的公司之一，首席商务官萨加尔（Dhruv Sahgal）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他们一边要与时间赛跑，一边要在质量上确保鼻咽拭子符合医疗标准，从最初的设计到临床实验，再到6月开始量产，总共花近两个月时间。
在此之前，普通市民的生活与3D打印几乎沾不上边。但随着各国面对生产防疫用具的急迫需要，生产链来不及反应，于是一夜之间全世界的3D打印商们都投入全球防疫的第一线。防护面罩、口罩、拭子等等防疫用具被3D打印，加工出来，缓解生产线吃紧的燃眉之急。
冠病来袭后，各国面对生产防疫用具的急迫需要，于是，3D打印筑成一道巨细靡遗的防线，防护面罩、口罩、拭子等被3D打印加工出来，缓解生产线吃紧的燃眉之急。
“因为疫情，我们须要学习和摸索如何去经营生产线，如何扩大产量等问题。”萨加尔说，过去人们觉得3D打印只能用于制作原型，但如今人们发现3D打印或许是救命稻草，它具有的灵活性和效率，使它成为应对货源短缺的利器，但在考虑长期批量生产时3D打印通常不是首选。相反，如果生产的物件各不相同，比如生产不同规格的牙套，反而能展现这项技术的优势。
业界希望新加坡把3D打印做强，首先须要建立一个产业生态，包括生产链、器材生产、软件设计等等。自从2015年NAMIC成立以来，何兆欣博士和他的同行都在打造这样的生态，整合3D打印的资源，并且到世界各地考察，引进适合本地发展的技术和公司。
技术服务于需求
疫情改变不少公司的运作模式，Structo之前的主要业务是向客户售卖自主研发的3D打印器材和产品，转而做起生产带给公司极大的转型压力。
如果早几年，有人说保护国人的安危要依靠3D打印技术，谁都会嗤之以鼻。
设计图是共享资源
成立于1982年的ECS（Engineering Computer Services）也在疫情期间做好准备随时生产，包括防护面罩、口罩、拭子等。区域经理明国忠受访说，该公司代理来自美国的3D打印机，由于各行业的生产链都面临挑战，顾客的询问也增加不少。
近年，我国的医疗科技公司奥世博国际（Osteopore International）就利用一种可生物吸收（bioresorbable）的材料，为患者受伤的骨骼3D打印出相匹配的仿生支架，帮助患者的身体自行修复。这项技术在世界范围里都十分罕见。
Structo是本地少有的一家在牙科领域融入3D打印技术的初创公司。今年，该公司也缔造两项里程碑：其一，推出全自动的3D打印生产线；其二，研发操作简易的一站式3D打印机。
明国忠说，大规模的生产订单考虑到成本，往往会送到马来西亚或者中国生产。新加坡厂商在本地做的是多样化的生产，但产量不大。在原型测试方面，一些厂商就愿意自己购买3D打印机来测试。
新加坡不是唯一采用3D打印鼻咽拭子的国家，在美国已有先例。NAMIC执行董事何兆欣博士解释，传统的生产线采用注射模塑（injection moulding）方式，模塑须要订做、审核，投入大量的时间成本，而且只能采用一种设计投入生产。“但3D打印是数字科技，一次打印就可以尝试七八种设计，这有利于加快产品的研发。”
3D打印加上消毒的成本不低，萨加尔透露，一支鼻咽拭子在本地的造价是1.5元至2元，新加坡以百万计的需求量意味着很大的一笔开销，这也是疫情下应急生产的代价。
成立于2014年的Structo一直专注于牙科用品，拥有生产医疗用具的经验。萨加尔说，他们为鼻咽拭子做了许多医疗测试，并且扩大生产力，动用36台打印机，聘请约300多名员工，全天24小时轮班赶工，确保每周能达到约50万支的鼻咽拭子产量。“有许多公司都在生产拭子，但在包装后并没有消毒，这道工序就需要由医院收到货后自行处理。我们会做好消毒，让产品即收即用。”
在现阶段，3D打印技术与大众市场还有待磨合，但疫情已经反映开辟多条生产渠道的重要性。未来是不可预测的，若危机再次来袭，我国将需要更多的技术手段为国人提供保障。
何兆欣博士说，3D打印的设计图是可以共享的资源，任何机构若需要我国鼻咽拭子的3D打印设计图，可以向NAMIC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申请免费的许可，目前已有来自印度尼西亚、印度和美国的机构提出相关申请。
他也指出，如今鼻咽拭子的供需逐渐回稳，本地一些工厂也已经开始采用注射模塑展开大批量的生产。
但在冠病来袭后，人们利用3D打印筑成了一道巨细靡遗的防线：在欧美，3D打印的呼吸器成为许多加护病房患者急缺的救命稻草；在中国湖北省，当地一家医院也利用3D打印技术快速建成隔离室。
何博士说：“过去10年里，随着3D打印器材的升级，效率提高，成本不断下降，加速3D打印的产业化。除了在本地的医疗产业，我们也十分关注新加坡的海港业、航天航空业等等。这是我们的一个关注点，如何让这项技术产业化？”
本地不少3D打印商积极地响应NAMIC的号召，随时待命加入生产行列。NAMIC的网站也特别设立对抗疫情的3D打印资源，其中列下本地32家3D打印商，以及提供相关研究资源的九家机构。
许多零售业者需要在大门前安置体温监测仪和消毒水，Chemtron也为此3D打印约80套支架，将两者融合为一个整体，构成一站式的防疫措施。梅查勒说：“我们需要随机应变。既然客户不熟悉我们的技术，我们就需要一步步协助他们，找到适合的解决方案。”
图片由机构提供
全球的鼻咽拭子制造商本就不多，几家大厂包括美国公司Puritan Medical Products和意大利公司Copan Diagnostics Inc，因为美国和意大利受到疫情重创而收紧出口，这导致鼻咽拭子的价格从每支几毛钱，一度飞涨到每支四五元不等。在当时各国哄抬物价的市场里，本地3D打印的造价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另一家3D打印公司Chemtron在疫情期间设计不少别样器材，减少人们与公共设施的接触，包括3D打印的门把，接触电梯按钮用的小配件等。商务拓展经理梅查勒（Tony Moochala）受访说，阻断期间不能回公司上班，他们的员工就把3D打印机搬回家工作，这也体现3D打印的灵活性。
何博士相信，虽然新加坡资源有限，但若能在3D打印技术上站稳脚跟，对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十分有利。尤其在材料浪费上，有许多案例都已经证明3D打印可以减少50%至70%的材料浪费，而且3D打印的材料本身也能够做到可循环性。
本地的3D打印公司反应相当迅速。阻断措施期间，眼看人们急需用于冠病测试的鼻咽拭子（nasopharyngeal swab）出现短缺，全国增材制造创新组合（NAMIC）在新加坡国立研究基金会的支持下，与淡马锡控股和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合作，组织研发3D打印鼻咽拭子的跨领域团队，包括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以及本地的3D打印商。
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
人们因为疫情而认识3D打印，但这项技术在医疗领域还有许多发展潜力。何兆欣博士指出，心血管支架可以通过3D打印订制适合病患的尺寸；在骨科方面，如今也能利用3D打印的植入物在体内帮助修复骨骼。
为拭子生产补上缺口
他指出，对厂商而言，他们最不希望改革生产线，因为那意味着生产停顿的高昂成本。但是疫情颠覆许多人的想法，迫使一些传统制造业的厂商打开思路，寻找不同的生产方式。
萨加尔说，拥有3D打印技术或许可以说是本地生产线的一道“保险”，启动一条3D打印的生产线也相对快速。“3D打印和传统生产模式可以双管齐下，确保我们的医疗用品在短期和长期都有稳定的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