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是一个现代主义者，不得不反反复复地质疑自己的相信。孙先生真的莫怪，实在我就是个女流之辈，国事再重大壮烈，还是要回家开饭柴米油盐。读到家属遗嘱：“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不禁唏嘘，人都不在了，物为纪念，其实是虚空的。正如马歇息尔·伯曼（Marshall Berman）所言：“所有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活着的人要面对的是人性的困境，真实而残酷。是以，宋女士之后的漫长岁月，不知有多少要用以纪念？又有多少须要遗忘？因着邂逅孙逸仙，her story became His Story，她的人生成为（大）历史的公共空间。
一月某个午后，准备穿过华裔馆大堂到后面那座建筑上课。一踏入大门，迎面遇见孙中山。深邃的眼眶含着炯炯的目光，似凝望远方又像注视着我，情深款款，欲言还止。霎那间，时空转移，仿佛回到百年前。当然，不是孙先生本尊，是他的图像。原来此处有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孙中山与华侨华人”图文展，我意外地闯入。思量，即便赶时间，也得停下，环视一圈，为这图文并茂的展出，也为与孙逸仙冥冥中的邂逅。如几年前的某个夏日午后，在港岛中环街道上闲逛，也是意外地闯进了“孙中山纪念馆” 。恍惚间，似窜入19世纪末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历史场域，懵懂无知地追随孙先生走了一趟革命之旅。这次也是吧！盘算着，课后回头再来仔细赏读。怎知那天课下得太晚，重门深锁。回家路上，嘀咕着，下周还在吗？多两天该不该开车再下来？孙先生莫怪，岛国开车已成梦魇，当然是我的能耐不够。没料到跟孙先生缘分匪浅，几周过去，展品仍在。窃喜！
于是，每周课前经过，驻足十几分钟，从“孙中山的光辉一生”到“华侨为革命之母”两部分展出，一张张图文贴近着慢慢细读。犹如重修中学时死记硬背却半数遗忘的民国史，至于华侨史更是全数归还教东南亚华人史的李恩涵教授了，浏览起来都是新知。其中，玻璃展示柜里有两个白瓷盘，一个椭圆的上面印着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照，一个正圆的印着孙先生的人头照和国事遗嘱。既然四下无人，便喃喃念出：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咦，好像听到低沉的嗓音里含着一股凛然正气。肯定，不是我的，是革命先贤的声声呼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是幻觉，是吧。我这类好逸恶劳又独善其身之徒，有什么命要革？谁是我同志？
想起中学时，拄着拐杖的历史老师讲课时直呼“国父孙中山”，我们也跟着这样叫“国父孙中山”。多年后醒觉，不对啊，我们的国跟老师的国，以至国父的国，是不一样的国。一座岛和一块大陆，是有差异的，这点常识不应该没有。不过，那个时候“国族认同”不是课堂上须要特别阐明的概念，我们这些人理所当然是同一族群的后裔，老师觉得我们懂得（其实似懂非懂），无须多说。现在不同了，不讲清楚会乱的，只是讲得太明白又会被误解，划分楚河汉界，壁垒分明，very unfriendly，实在进退两难。而后，我们有自己的NE（国民教育），也有自己的国父。可是，就是没有“国父孙中山”叫起来顺口，而且有种距离感，为什么呢？这个问题留给社会语言学家去探究，我还是习惯叫“老人家”，那样比较亲切，贴近我内心的情感意识。父亲生前母亲也唤他着“Orang Tua”，虽然我们并非土生华人家庭，然而Nasi Lemak和咸肉粽我们同样吃得津津有味，因此这样称呼很亲昵，很本土化。孙先生游走于中外世界，国际视野开阔，必能理解，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彼此和而不同，应该是最为理想的存在形态。
只是，这两句确实是当年读民国史，惟一记得，并且还背得出来的名句。哎，就剩下这两句，死活都要记住。那些历史对我们这群岛国独立后成长的学子来说，如袅绕在顶峰的烟云飘渺而遥远。那时候背历史就是为了应付考试，管它们是欧洲史法国大革命，还是亚洲史辛亥革命，试卷上远因或近因写不出来，就要死。“死了，我把革命的年代写错了，会扣分吗？”记忆力不好的人考场上“死了又死”，经历千百回生死，无奈至今还好好的活着。现在偶尔会把这两句当“赠言”送给即将去实习的学员，明了不合时宜，又看到年轻人面无表情或一脸错愕，还是心里不悦亦不可知，就当是“冷笑话”，自我调侃好了。孙先生莫怪，对于您淑世救民的精神我是心存感佩的，您海内外奔走的实践力更教我五体投地。只是时空变迁，教育体制翻天覆地，职场人事风云诡谲，我还能说什么呢？何况，我现在连骂人的力气也阙如。
为了孙中山，我于是在图书馆借了一本他的美国顾问林百克（Paul Myron Linebarger）笔录整理的《孙逸仙传记》，夜里翻看，读得思潮起伏。读到国事与家属两则遗嘱皆是汪精卫预备的，孙中山垂危在医院病榻上，听他读后，表示满意，首肯签名。看到这一段描述，心弦紧扣，先生弥留之际与亲信间的对话在脑际回旋，像一幕话剧：“我看你们是很危险的啊！我如果是死了，敌人是一定要来软化你们的。你们如果不被敌人软化，敌人一定是要加害于你们。你们如果要避去敌人的危险，就是一定要被人软化。那么我又有什么可讲呢？” 汪精卫恳切地说：“我们跟总理奋斗了几十年，向来都没有怕过危险。以后还怕什么危险呢？向来没有被敌人软化过，以后还有什么敌人能够软化我们呢？不过总是要总理先告诉我们几句话，令我们有所遵守。方知道怎么向前去奋斗呢！”病危者的思维还能这么条分缕析，难以思议，整夜浮想联翩。想着，汪精卫在孙中山心底何其有分量；一个誓志革命“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热血同志，才情洋溢又纪律严谨，跟后来史书把他贬抑为汉奸的形象，俨然天壤之别。历史，究竟孰是孰非？难以分辨，难以置信。张大春说：“无论你相信谁的记忆，它都会在相信之后变成最真实的故事。”那“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汪兆铭君体内残留的子弹碎片或许是最接近真实的记忆，那可是他胸口永远的痛啊。实在，“相信”这种人脑内的机制，是没有绝对划一的标准的。只好这样，我选择我要相信的。
一座岛和一块大陆，是有差异的。不过那个时候“国族认同”不是课堂上须要特别阐明的概念，我们这些人理所当然是同一族群的后裔，老师觉得我们懂得，无须多说。现在不同了，不讲清楚会乱的，只是讲得太明白又会被误解。而后，我们有自己的国民教育，也有自己的国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