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30年后我却在书店买到贺巾的新作《血泪映彩虹》和《峥嵘岁月》。探问之下恍然大悟，原来他去了印度尼西亚后移居中国，1980年代初转移泰国南部，1989年马共放下武器回归社会，他定居于泰南也拉邦朗和平村。
隔天中午，我们乘小型巴士到也拉联络站。负责载我们进村的是个60开外的男子老何。
贺巾原名林金泉，生于1935年，新加坡人。他是现实主义作家，作品分前后期，前期创作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短篇小说为主，出版有《小茅屋》《沈郁兰同学》《青春曲》《青青草》《阳光与雾》等。后期创作于1990年代，有短篇小说集《血泪映彩虹》《峥嵘岁月》，长篇《巨浪》和《流亡》。
贺巾写传记式长篇
同年9月，我到清迈旅游，顺便到曼谷探访贺巾。我告诉他我读《流亡》后的感受，那些人那些事简直叫人不可思议。他说书里只是点到为止，实际情况更糟、更孬，更不可思议。
新马著名作家贺巾今年6月24日在曼谷逝世。
贺巾沙砖屋的家
2002年我计划写一部以马共历史为题材的长篇，为收集资料，打算去邦朗和平村走一趟，当然，拜候心仪已久的贺巾也是目标之一。
机会难得，岂可错过，我当然要去。三个月后，我和贺巾相约到勿洞和平村，那次另有三个好友同行。
隔天参观户外展场，展出的东西别开生面，很有创意，我增长不少见识。
从新山瞭望新加坡
离开那天，贺巾说勿洞和平村和友谊村卧虎藏龙，“重量级”人物不少，走一趟必有收获，如果想去他可奉陪。
他曾到新山瞭望新加坡。流落他乡，回不了家，这是他这生中最大的遗憾。
没多久，贺巾来了。先访问三个新加坡人，一个叫一民，原名黄信芳，曾任新加坡大巴窑区立法议员。另一个叫李兵，原名方壮璧，当年会见李光耀的马共全权代表就是他。再一个叫黄火，中正中学总校高中毕业，是我的学长。他们三个1960年代离开新加坡，从此没回去过。
过后转去友谊村。那是“肃反”时期从中央分出去的一支分队。接待我的是“二把手”老蔡。老蔡是我同乡，讲家乡话格外亲切。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他那里得到许多关于“肃反”的第一手资料。
1950年代末，我念中学时就喜欢读贺巾的作品。我读得很仔细，警句、好的章节都抄下来，还做笔记。我爱好文学是受贺巾作品影响的。1960年代中，贺巾没有新作出炉，探问之下才知道，他已离开新加坡，去向不明。
晚饭后我们在酒店大堂促膝谈心。他向我反映村里的情况，我告诉他目前新马华文文学的动态和面临的难题。随后告诉他我的写作计划，并说想了解游击队的生活情况。他说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采访，村里有好些“重量级”人物，进村后为我引荐。此外，村里有个革命文物展览室，展出各种废弃的武器、生活器具、工事设备等等，有人讲解，值得一看。
他们虚怀若谷，胸无城府，给我提供很多鲜为外人所知的资料。
老友夫妇早就想去和平村参观，听到我要去便要求同行。6月中旬，我携妻和老友夫妇启程。出了合艾机场，一个男子疾步朝我走来，问：“你是流军吗？”差不多同个时候，我指着他说：“你就是田民？”相见恨晚，我们紧紧握手，亲切问候。
谈完家事谈正事。他们开诚相见，直言不讳，把当年如何逃亡、流落他乡、参加游击队等生活经历如实相告。几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元老级”人物古道热肠，有问必答，把当年如何打日本鬼子，领导工人农民反殖民统治，被殖民政府通缉，参加游击队，以及北上泰马边境等经历一来二去和盘托出。
马共下山后聚居的几个村子都辟为旅游景点。邦朗和平村也不例外，成立旅游部，在也拉市区设联络站，安排交通和向导，方便旅客进村参观。
正题结束，我说马来西亚政府接受马共，你们为何留在这里。他们感叹说父母兄弟早已过世，侄儿外甥视同路人；没亲没戚，这把老骨头还是埋在这里好。
一个说两年前妹妹来看他，才知道父母已过世多年；不能为父母送终，这是他毕生的憾事。一个说他家住樟宜丹那美拉海边，那里沙滩雪白，风景很好，希望有生之年能回去看看。
可是我不认识贺巾，致电向也拉联络站报名时，言明要会见林金泉。回电要我告知抵达时间，说到时田民（贺巾队里的名字）会到合艾机场迎接。我说我没见过田民，如何辨认。回电叫我别担心，到时田民肯定认得我。
我们先参观贺巾的家。是沙砖屋，有水电供应，屋内有厅，两间卧室，面积约600平方英尺。前有草坪，后有树林，房子虽简陋，周围环境却很好。
魂兮归来，贺巾老友，一路走好。
离开贺巾的家，天色渐黑。村负责人老莫带我们到食堂吃饭，吃过饭参观革命文物。我对玻璃柜里的各种武器很感兴趣，看得仔细，并要求老莫讲解。参观完毕，老莫说户外展场也有看头，那里有岗亭、哨站、防空壕、输水竹笕、藏粮铁桶、警报设备等，有些是原有的，有些是后来仿造的。如果想去参观，明早八点钟在这里等。
离开前夕，我们在宿舍聊天，墙角头忽然闯出一只大蜈蚣，六七英寸长，金黄发亮。蜈蚣乃头号毒虫，我们慌了手脚，贺巾不慌不忙，拿起拖鞋啪的一声就把头号毒虫给毙了。
老莫走后，贺巾来了。他说已经联络好，三个来自新加坡，其余来自马来西亚。他们年纪大，属“元老级”人物。明早他们要去胶园，中午才回来，到时再通知我。
2011年6月，贺巾另一部纪实长篇《流亡》出版。这部作品震撼人心，作者流亡印尼期间，为了生活和隐瞒身份，务农、养猪、养鸡鸭、出海捕鱼等，什么都干。叫人匪夷所思、难以接受的，是他的孩子常被“阿姨”带走，理由居然是“为革命、为国家必须破家，不能死抱小家庭不放”。还有，他们夫妻曾被强迫分离，理由堂而皇之：“别的同志已经破家，你们也得破家，这才公道。”读完《流亡》扼腕叹息，怆然泪下。
参观和平村和友谊村
随后我问他有何新作。他说在写长篇，传记式的，已经杀青，不过文艺书籍没市场，出版可能有问题。我说文艺书籍没市场是事实，不过好的作品还是有人愿意出版的。
泰国朋友传来噩耗，新马著名作家贺巾于6月24日在曼谷逝世。听到这个消息，我心情格外沉重。
贺巾曾去印尼会晤当年爱护他、帮他的印尼村民和朋友，也曾到马来半岛柔佛新山瞭望新加坡。流落他乡，回不了家，我想这是他这生中最大的遗憾。
负责人老张陪同，老张念过中正中学总校，也是我的学长。我呆了三天，挨家逐户地访问。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姓宋的女士，只有一只手，她说另一只手在遭遇战时中弹，骨头碎了，皮肉还连着。回营得五六天，第三天皮肉发臭，疼痛难耐，只好把手割断。壮志凌云，壮士断腕，令人肃然起敬。
和平村是座文学宝山。两次采访都满载而归。居于斗室，奋笔疾书。两年后，作品即将杀青，友人来电说，田民帕金森症发作，相当严重。那时他已迁居曼谷，我立刻去曼谷看他。所幸他的病情已经好转，没有大碍。更庆幸的，是他的纪实长篇《巨浪》已经出版，并送我一本。
定居也拉邦朗和平村
访“元老级”人物
今年7月中曼谷朋友来访，说田民虚弱、消瘦，情况不乐观。当时我在忙些琐事，打算过些时日去看他。然而，几天后就接到贺巾不幸逝世的电话。
老何开面包车，载客兼载货。山路曲里拐弯，坑坑洼洼，车颠簸得很厉害。到村里已近傍晚，房子建在邦朗湖边，约百来户。老友问村民靠什么维持生计。老何说每户人家都有自己的橡胶园，土地是政府给的，橡胶树是自己种的。开始时生活很苦，胶树开割后才有所改善。
最后一次见贺巾是2016年4月中旬，那时贺巾病情加剧，坐轮椅，不能语言，听觉不灵，看他这情况我很难受。我们紧紧握手，许久许久，千言万语，以目光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