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一筹莫展之际，徐祖燊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点燃他心中求学的渴望。著名文化学者钱穆以及几位知名教授将要在香港开班讲学。

徐老说，张教授是一位务实肯干、具有实干精神的学者。用徐复观的话说，“新亚是靠钱穆先生的名望，唐君毅先生的理想，和张丕介先生的顽强精神支撑起来的。”张丕介早年留学德国福莱堡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赴港前任职贵州大学农学院院长，在新亚书院出任总务长兼经济学系主任。

唐君毅则是说话很大声，并且很容易出汗，香港有时候天气很热，一堂课下来，唐君毅早已汗流浃背。

生于1925年，今年已经93岁高龄的徐祖燊老先生是我国知名书法家，徐老低调谦逊，若不是喜耀文化学会郭文龙会长的热心追溯，很少有人知道徐老是香港新亚书院第一届学生中的唯一侨生。

书院开办初期，经费没有着落，先租用九龙伟晴街华南中学课室在夜间上课，后迁到深水埗桂林街，租用三楼、四楼作为校舍。根据徐老回忆，当年站在桂林街，不远处就能看到海。三楼作为宿舍，四楼作课室，开设文史、哲学、经济三个系，他因为对经济感兴趣而选修经济，因此成为著名经济学家张丕介的弟子，并与张教授建立了难忘的师生情谊。

赵冰早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主修法律，毕业后离美赴英，入伦敦大学深造，获伦敦大学法律博士学位，曾是伦敦执业，后回香港做执业大律师。精通法律，英文一流，他亲自帮忙写信，向新加坡英殖民地移民局陈情，要求让徐祖燊延长驻港时间，信发出后迟迟未得回复，石沉大海一般，眼看时间越来越迫近，他不得不再次征询教授意见，大家分析研究，一致认为当局未必会给明确回复，但逾期未归的麻烦却是要自己承担，为避免麻烦他只好结束在新亚近两年求学生涯，带着惋惜和遗憾回来新加坡。

声音洪亮、思维敏捷的徐老非常坦率地侃侃而谈，打开话题。徐老生于中国广州，家族从事传统中药生意，父亲早年下南洋，在新加坡开设一家中药店，维持家计，后因中国战乱，将家人全部移居新加坡，因此徐老早年就读中正中学，同班同学有本地著名书法家林子平，以及已故书法名家杨伟群、陈洪等。

当初他离开新加坡时得到的是英殖民地政府移民当局的一纸批文，批文为两年期限，如果到期未归，按规定再也不能入境新加坡。新亚的学业还在进行中，回新加坡的期限却是越来越近，他只好向张教授征询意见，张教授就带他拜访新亚书院董事长赵冰大律师。

余天民教授是湖南人，教导国文，后来去了台湾曾任“中央政大”教务长等职。任泰教授任英文科主任，是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博士，精研西方文学的他曾将白居易的《长恨歌》翻译成英文，由中华书局出版。此外，能回忆起的教授还有卫挺生、吴俊升、书法家曾克耑等。

“其实那已经是近70年前的事了，我因为很少跟人提起，所以现在回忆起来也有些困难，很多事情我也是记不太清楚了。”

每个人身边都有许多值得尊敬的人，写出他们的人生点滴，写出自己的感动，是对他们最好的致敬。

香港新亚书院的前身是亚洲文商专科夜校，成立于1949年，最早由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等一批知名学者，为解决战乱中滞留港学生的就学问题而创办，“新亚”取亚洲新生之义。

新亚求学时间虽短，但与老师、同学们的感情很深，也许是因为患难与共的特殊经历，让人特别珍惜和怀念，以后虽然天各一方，很少联系，但说起新亚，总有一种牵挂，带出些许回忆。1963年新婚蜜月之际，徐祖燊还偕同新婚妻子去到香港，故地重游，曾与多位老师、同学约见面。只是后来人事凋零，记忆也一点点模糊淡忘。

1956年钱穆受邀来新加坡讲学，徐祖燊在当时最气派的国泰大酒楼宴请老师及师母，相见甚欢。徐老说，当年的新亚硕彦名儒汇聚，是年轻学子的福气。如余英时文章中写道，“桂林街时期师生不过数十人，名为学校，实等家庭；师如北辰，弟子则众星环拱。”

1948年中正中学高中毕业后，根据徐老的回忆，他来到当时的中华民国驻新加坡领事馆，据说当时向领事馆提出申请，可获得保送到中国的大学深造，他因此得到机会准备进入广州中山大学，开始他的大学教育。

时隔近70年，徐老至今还是言必称钱穆先生为“钱院长”，徐老回忆说，钱院长是当时年轻人十分尊敬的大学者，我们都曾读过他的文章，所以听到办学的消息，年轻人都追随而来。

目睹新亚的创校历程

可当他1949年初回到广州，就听到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消息，随后“南京解放”“上海解放”战事消息不断传来，以当时说法是“中国变天了！”，广州城里一片惶恐慌乱，他匆忙随同乡由广州入境香港，就在第二天晚上，他在香港通过收音机听到广州解放的消息，那天是1949年10月15日。

钱穆曾亲自撰文表明办学宗旨：上溯宋明书院的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方文化。书院既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理想，又注重训练学生的专业知识，把中国传统书院教育和西方近代以来的学校教育结合起来。

早年就读中正中学

徐老说，张丕介教授在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等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张教授的字写得好，课也上得好，平常上课，把他的话记录下来就是一篇文章了。因为张教授的课，让他对经济学产生浓厚兴趣。

徐老回忆说，钱穆当时在学校教授《中国文史》，讲话有浓重的无锡口音，起初有些听不明白，后来听久了也就习惯了。

人们熟知徐老是因为他书法的名气，少有人知道他曾就读新亚书院，而且是“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的初创第一届。徐老温厚爽朗，应邀撰写匾牌、对联，或以书法作品用于筹募基金，皆有求必应，分文不取，总是自谦“书道自娱，乘时学习”。

2012年徐老88岁米寿之际举办个人书法展，在展览特刊中，徐老撰文写道，“缅怀当年香港新亚书院钱穆院长、唐君毅教授、张丕介教授，敬表敬仰与怀念。”这是他唯一对这段历史的一点追忆和记录。

带着遗憾回到新加坡

在一个细雨霏霏的午后，我们来到徐老的家中拜访，听老人家九十忆旧，话说新亚。

对新亚总有一份牵挂

今年已经93岁高龄的徐祖燊是我国知名书法家，也是香港新亚书院第一届学生中的唯一侨生，曾目睹新亚的艰辛创校历程。时隔近70年，徐老追忆那段历史，言谈中听得出对母校和师长的牵挂与怀念。

（作者为自由写作人）

原本风华正茂想回中国深造，如今羁旅香江，时局艰困，社会动荡，难免让一个年轻人苦闷彷徨。

当时新亚学生多数逃难而来，经济困难，老师们养家糊口也很不容易，他们多数通过给报纸撰稿，以微薄的稿费支持新亚书院维持教育，相比之下，徐祖燊作为当时全校唯一侨生，每月都能收到家里的汇款，勉强维持学业和生活，算是非常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