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仪(前排右二)和Babes的同事合力支援未婚先孕的少女。过去五年,他们平均每天会接到一通与少女怀孕相关的求援来电或短信。(受访者提供)

为身处困境的孕妇提供住处等支援的Safe Place也注意到这个现象。过去五年,Safe Place支援了420多名孕妇,其中一半未成年。今年,这个占比为57%。

此外,青少年对于“亲密关系”的观念变化很大,另觅新欢的时间更快,投入一段关系的时间更短。他们更早结交异性朋友,认识一星期后即以男女朋友相称,或同时与多人交往。

青少年性生活更早开始 对“亲密关系”观念也有很大变化

王丽仪指出,这些未婚先孕的案例中,最后当事人走上婚姻道路的少之又少。许多案例的男方起初表示会支持女方,但宝宝还未出生,他们就打退堂鼓,或失去联系。

本地未成年生育的少女人数逐年减少,但未婚先孕者的占比可能不比过去少,而且其中年龄最小的仅不到13岁。

本地两个专援助怀孕少女的非盈利社会服务机构都发现,近几年来,少女怀孕的年纪越来越小。在它们处理的个案中,年纪最小的是刚上中一的在籍学生。这意味着,她们在小学阶段已有了性行为。

Safe Place主管魏佩仪说,尽管现在青少年对性的观念和接受度比以往更开放,也更能接受未成年人未婚先孕,但社会对于未成年单亲妈妈仍存有“坏女孩”的印象。这些少女必须承受与年龄不相称的后果和压力,包括不被原生家庭接纳、因学历低而只能从事劳力工作、经济不独立、心智不成熟、无法照料婴儿等挑战。

此外,受访社工指出,年纪越小的少男少女发生性关系时,更多时候没有采取有效的避孕措施,有的甚至不明白这些行为会有什么后果,等到女方怀孕后,才惊觉有大麻烦。

卫生部:少女怀孕和堕胎的比率大致一样

在本地10岁至19岁的少女群体中,怀孕生育的比率也逐年降低,从2013年的0.2%,降至去年的0.1%。过去五年,20岁以下的少女妈妈中,马来族约占六成,华族则从五年前的占三分之一,稍微减至这两年的四分之一。

Babes执行董事王丽仪受访时说,过去接获的案例一般上怀孕年龄超过15岁,但最近几年降至13岁,而且这类案例更常见,显示青少年的性生活开始得更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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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关注的是,无法确定胎儿的亲生父亲是谁的案例更多了。发生这种情况的女生有的是在网上认识男方后发生一夜情,有的是同时与数名异性交往,因此,怀孕后无法肯定经手人是谁。

卫生部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从2018年至去年,少女怀孕和堕胎的比率大致一样。每1000名少女有四人怀孕,其中两人选择堕胎,也就是说一半的人选择生下孩子。

魏佩仪也说:“青少年把堕胎当成是避孕手段之一,这是非常危险的。她们没有想到的是,堕胎不仅对健康有影响,也会间接打击自信心。”

堕胎在本地是合法的,没有年龄限制;16岁以下也无须父母同意,可在怀孕不超过24周前进行。每次费用介于800元至5000元。

这两家机构也观察到,少女再次怀孕的案例有所增加,虽然数目不多,但这意味着,这些少女一再陷入恶性循环,承受着未婚生子的压力或堕胎的后遗症。

Babes的资深社工哈斯玲达说,一些女学生群里最近流行着一股“你敢吗”风气,变相鼓吹“发生性行为以证明自己有魅力”,情况让人担忧。

堕胎可快速解决未婚怀孕问题 但少女或留下心理后遗症

哈斯玲达说:“堕胎可以很快解决未婚怀孕的问题,表面上可让当事人迅速恢复原来的生活,整个过程似乎太随意。然而,少女如果没有接受专业辅导,很可能留下心理后遗症,影响自信以及将来对待亲密关系的态度。”

据移民与关卡局,由少女生下的孩子数目逐年减少,与我国的生育率下滑趋势一致,从2013年的487人,减至去年的218人。至于这些少女是否已婚,以及生育时最小年龄是几岁,当局没有透露。

为身陷困境的孕妇提供住处等支援的Safe Place每星期主办一两场工作坊,同孕妇和新手妈妈们分享育婴或心理健康等知识,协助她们更好地面对生活。(受访者提供)

另外,据卫生部,2020年的堕胎案例有4029起。2016年有7217起,其中涉20岁以下者有343起,占约4.8%。

据支援未婚先孕少女的支援福利团体Babes,它过去五年来,每年接到300多通与少女怀孕相关的求援电话或短信,情况没有恶化趋势;求援少女一般怀孕不到三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