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荣华（武吉班让区）指出，很少国家能拥有像新加坡一样的财政实力，不只顾及眼前，也能为接下来的日子铺路。“像这次的财政预算案， 继续加强力度，帮助国人缓解高生活费，也确保有足够财政资源，解决中长期面对的挑战。例如兴建更多的医疗设施来应对未来人口改变所带来的需求、建设长期稳定的能源供应、持续翻新市镇、加强治安与国防，照顾好社会上需要关心的弱势群体等等。”
他甚至说：“ 新加坡人不禁要问，政府的财政预测如此飘忽不定，每逢选举却总是表现良好，那究竟为何要征收这么多钱？”
非选区议员、前进党秘书长潘群勤则指出，政府协助新加坡人应付生活费上扬，调高消费税却是造成生活费上升的原因之一。
政府在冠病疫情期间，动用了约400亿元的储备金，以保障人民的生命与生计。
他说：“生活费是国人关注的课题，但我认为，调高消费税推高通胀的看法并不公平。新加坡和其他国家一样，战争和供应链中断等其他因素也推高了通胀。在最高峰时，新加坡的通胀率并没有其他国家那么高。”
毕丹星认为，政府在预测开支需求和收入方面失准，“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今后很难支持调高税率的政策”。
我国实施了国内补足税之后，自2027财年起，可再征收到一些额外公司税。美国虽然宣布要退出第二代防止税基侵蚀和盈利转移计划（简称BEPS 2.0），毕丹星认为，新加坡不会一夕之间对跨国企业失去吸引力。
行动党议员安迪（碧山—大巴窑集选区）却认为，将生活费上升的矛头指向消费税，是不公平的。
陈佩玲（麦波申区）则呼吁政府，把至少一部分盈余逐步填补到冠病疫情期间动用的储备金。“这笔代代相传的黄金宝库，在我们这一代人出现危机时，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自然有责任为后代子孙保留这份重要的国家资产。”
“在通胀高企的情况下继续调高消费税是错误的决定。政府通过定心与援助配套和社区发展理事会邻里购物券，减轻国人负担，这些措施结束后，9％的消费税依旧存在。”
考虑到这种种因素，毕丹星直指政府调高消费税是错误的决定。“输入型通货膨胀推高了本地物价，行动党政府没有必要火上添油，调高消费税，进一步推高通胀。即使决定在2023年调高消费税，政府也有足够政策空间延后2024年调高消费税。
她认为，政府应借由调高公司税增加收入。我国实施了全球最低税率，这只涵盖年营收至少7亿5000万欧元的大型跨国企业。“我们仍有须要调整公司税，使得这项税率更累进和公平。这么做也可以调低消费税。”
毕丹星认为，国际形势仍在不断变化，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备受关注，但新加坡仍能凭借独特的价值主张吸引到投资。由于国际企业增加对新加坡的投资，政府征收到的公司税增加，甚至超过国家储备净投资回报贡献（NIRC），这正好凸显了这一点。
我国2024年全年核心通胀率为2.7％，整体通胀率2.4％。
国会反对党领袖、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星期三（2月26日）在国会辩论新财年政府财政政策时说：“政府超出预期的良好财政状况，令许多新加坡人质疑，为什么要在2023年和2024年调高消费税。”
行动党议员：财政政策必须能兼顾国家短期和中长期挑战，才能让国人安心。
延伸阅读
政府财政盈余超出预期，工人党和前进党的两位秘书长质疑政府是否有必要在过去两年调高消费税。人民行动党议员则认为，财政政策必须能兼顾国家和社会的短期和中长期挑战，才能让人们安心。
安迪：将生活费上涨 归咎于消费税不公平
政府在2024财政年和2025财政年预计分别有64亿元盈余和68亿元盈余。2021财年至2025财年，也就是这一届政府累积的盈余估计高达143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