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边的红白封条，醒目的社交距离贴纸，那些温度测量仪、消毒剂、二维码、二维码、二维码……这些，构成了我们对疫情时期的印象。如此真实，又有些怪诞。

关于街头摄影，谢益明喜欢一个比喻“像一条流浪狗”，因为这个过程没有焦点，是漫无目的地在街头游荡。日本著名街头摄影师森山大道也对自己做过如此评价，从他的黑白照片里仿佛能嗅到一个特定时代里的街头味道。

在惹兰固哥（Jalan Kukoh），叶振忠认识一个小贩，这一带居民并不富裕，聊起来才知道上班族不出门后，他的生意减少了八成，每天赚不到20元。为这名小贩按下快门之前，他尽力地想了解他的故事，“我脑子里已经有画面，但我觉得，我须要走进他的世界，听听他说些什么。”

在拍摄“宅居驰想”系列时，叶振忠也为自己85岁的父亲拍下居家生活肖像照。他说：“他年纪这么大，但很喜欢出门走街，喝咖啡。阻断之后他就只能在家里看电视，在电话里抱怨不能出门，我可以感受到他的孤独……给他拍照的时候，他坐在床上，墙上挂着的是很久很久以前拍的一张全家福。我感到有点奇怪，因为我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要为他拍这样一张照片，但我觉得值得记录下来。街上的风景谁都可以看到，但是在家里的故事，有多少人知道？”

如何审视我们在冠病疫情下的生活面目？下一代又如何记忆这段经历？本地一群摄影师拿起相机，捕捉疫情下城市的面貌和人的身影，留下见证。

自从4月阻断措施开始之后，住在盛港一带的谢益明偶尔在买菜时出门，在邻里小区的走廊、街边、人行道、公园等地方，拍下许多红白封条的画面。“阻断措施的56天里，它就这样变成我们生活的部分，标示许许多多的限制……对我来说，拍下这些画面是提醒自己，生活里有哪些东西丢失了。”正因如此，虽然镜头里的东西平白无奇，但那些缺席、消失的东西才是主角。

红白封条与生活空间的对照是醒目、强烈、不容忽视的。在组屋楼下，谢益明拍到座位被封，老人坐在墙墩旁纳凉；走道被封，但居民的白事仍然要在楼下进行；以及许多因为封条而变成无人之境的邻里风景。

疫情下的城市面貌予人一种直观的冲击，引人思考的课题很多，包括人与人的距离感，封禁与压抑，以及不同人为了让生活继续而付出的代价。

陈慧敏曾经到朝鲜拍下鲜为人知的当地生活街景，也曾到北京寻找胡同里即将消失的生活踪影。她相片里的人物都有一种力量感，即便他们的生活处境是边缘化的，但他们面对命运的勇气和毅力往往能打动陈慧敏按下快门。

街头摄影具有一种特殊的品质，照片全来自生活，却能深邃入骨地捕捉某种生命状态。

从街头到人心，这些镜头讲述的是疫情下的关怀。把每一个瞬间记录下来，它们的意义就在于，为疫情下我们的生活处境，留下不同的注脚。或许风景和画面都不够亮丽，但却是真实而诚恳的回忆。

本地摄影师胡惠颖从4月开始追踪本地的客工群体在疫情下的遭遇，并且跟随一些非政府组织走进客工的宿舍，一探他们的生活。

拍摄心灵距离

日常生活向来是陈慧敏拍摄的对象，她发现在疫情下仍然有许多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为生活注入活力。尤其是一些街边摊贩，面罩、防护具一层层地戴着，生意再难做也罢，他们还是坚持地在把守着一切。她说：“很多人在疫情下觉得迷茫、受挫，但是我看到这些摊贩、店主，其实我心里很感动，也很受鼓舞。”

叶振忠在拍摄时就在追求这种瞬间，他的镜头聚焦在日常的公共场所，在商场、巴刹、食阁、机场、快餐店、住宅，拍摄了“距离最美”“罩常生活”“宅居驰想”等多个系列摄影作品，刊登在《早报周刊》的《光影》版。

“我们常说，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可是在疫情下，人与人的距离如何去把握？又要如何把这种距离背后的感情表达出来？这不容易。”叶振忠解释，街道空了，人与人保持着距离，他感觉到人们心灵上的距离也变远了。可惜，人人都戴上口罩，他很难拍到人们真情流露的一面。

从事摄影已有12年的陈慧敏也曾经是新闻记者。街头摄影对她来说是一种最不做作，又充满情绪和感情的一种视角。

许多社会的皱褶是不见光的，人们把面目藏在口罩背后，在这一年里匆匆地擦肩而过，谁都看不清彼此的表情。

与客工同行

发现背影的故事

在疫情下，镜头里不再出现人们的面容，只剩下身影。陈慧敏在牛车水一带就拍到一位推着小轮车，呆坐在一台自动贩卖机旁的老者。虽然看不到他的表情，但是他对着手中的一盒口罩和发票，盯看良久。

胡惠颖在9月份见到一个来自孟加拉的客工，他一度因为冠病病危，但最终却奇迹般地战胜病毒。她说：“我见到他时，他正在康复。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在病床养病时，另一头他的儿子也降临世间。他告诉我，痊愈后唯一的想法是快点回家……”

街头摄影吸引人的原因就在于它的不可复制，最具张力的瞬间总是一闪即逝。用法国著名摄影家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的话说，这叫作捕捉“决定性瞬间”。

在镜头语言里，没有绝对的诠释，但有共情和关怀。拥有14年工龄的《联合早报》摄影记者叶振忠认为，用路人的角度去记录疫情，才能拉近照片和观者的距离。

如何认真地审视我们在疫情下的生活面目？下一代又如何去记忆这段经历？这让本地的一群摄影师端起他们的镜头，捕捉疫情下城市、街道、路人的身影和面貌，为此刻留下一些见证。

胡惠颖这些年来一直都把客工视为一个重要的关注点，因为国家发展的代价与客工的生活关系十分密切，不仅是新加坡，每年往来于柬埔寨边境的打工族，在台湾寻找出路的外籍劳工，他们的处境和命运都值得关注。

谢益明的这组《红与白》（Red and White）照片如今被收录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线上艺术展#NeverBeforeSG，策展人是时装设计师出身的本地艺术家杨德荣。谢益明的另一组照片“56”则在IG上收集了朋友和他的追随者们在阻断期间的自拍。在这些照片里人们卸下口罩，用嘴型表达无法言说的居家情绪，谢益明则用红白封条把自己的嘴巴封上，有那么一点黑色幽默的意味。

“他们为什么要不远千里到这里来工作？为什么要承担这么高的风险？这是我想知道的。”胡惠颖在客工宿舍里，看到他们被隔离的苦闷，常常在某处呆坐，又或者在楼道里上上下下地“散步”。客工们也对外来的目光感到不适，如何去了解他们的心声，同时给予尊重需要相当的技巧。

陈慧敏知道这一带有许多一房式租赁组屋，住着许多孤独的老人。如果与他们的视角置换，这些口罩是不是太贵？口罩的区别是否很难弄懂？又有谁能够帮助他们？陈慧敏从那个老者对口罩的凝视，看到这些潜藏的疑问和不安。

思索红白封条

平面设计师谢益明自2010年投身纪实摄影，视线从未离开过新加坡的街道。他在2013年出版一本记录小印度夜间街头生活的摄影集；为此他花两年，几乎每晚在小印度街头走访、观察，做下记录。2015年，他出版历时五年拍摄的本地街头摄影集“Singkapor”，目前已在着手出版续集。

他印象很深刻的一张照片拍摄于4月1日，富丽敦酒店旁的鱼尾狮公园。“新加坡最热门的景点完全没有人，我拍下照片之后，坐下来，有点发愣。我真的不敢相信，这样的场景会出现。”

“这些镜头找到我，而不是我去找它。”谢益明说，拍与被拍的过程是一次次不经意的邂逅，不需要刻意为之。由他所见，直白无误地转达给观者，他希望尽可能坦诚，也希望那些令他有所触动的街道和人物，随着相片的成像和被观赏，能够延伸出新的意义，相片这才能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