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世界在二战后开启了新的时代局面，疫情后的国际形势相信将是另一番景象。我们恐怕再也回不去冷战后的全球化时代了。虽然文明的进步还得依靠交流——原料、货品、服务、思想……锁国因而会妨碍文明发展，但发达的通信科技，可以部分解决锁国状态下的思想交流制约。然而，所谓见面三分情，不同国家文化之间如果缺少频密的亲身接触的人际交流，就容易滋生对异国人的猜忌，战争往往都是因此而爆发的。
新马分家半个世纪，虽然已经发展出各自的国家认同，但是在许多层次，仍然存在心理和情感上唇齿相依的丰富默契。一场冠病疫情重现了二战时长堤冷清的场面，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说冠病疫情是人类历史自二战结束以来所面临的最艰巨挑战，应该是没有争议的了。传统上治世儒学兴盛，乱世则黄老当道。当此乱世，不由得联想到《老子》第八十章所说的：“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在意大利陷入疫情危难时分崩离析，主要成员国如法国、德国非但对罗马的求救呼吁充耳不闻，还即刻扣押防疫物资留本国使用，甚至封锁边境，就是对全球化最形象的控诉。大难来时已经没有欧洲人了，只有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
如果冷战后的经济全球化，其推崇者的意识形态理想国，用儒家的“天下大同”来类比，则当前各国为了防堵病毒传播而相继推行的“封城”“锁国”手段，就彷佛实现了老子所描绘的清静无为政治理想。冠状病毒，让原来沛然莫之能御的全球化大势，瞬间戛然而止，不但各国的航空公司都中断了绝大部分的业务，一些疫情严重的国家甚至实施严格的禁足令，让全民居家隔离，不相往来。
处于欧洲疫情“震央”的意大利政府，在3月21日深夜由总理孔特在电视广播宣布，关闭所有企业和工厂至4月3日。孔特说：“这是二战以来我们所面临的最艰难危机。”美国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布拉德（James Bullard）3月23日警告，美国第二季失业率可能飙升至30%；为防止疫情扩大的禁足令，则可能导致该季国内生产总值狂跌50%。有分析指出，在二战爆发前的1929年世界经济萧条最严重时，美国的失业率也不过24.5%。
当人们从疫情的瓦砾堆中走出来时，迎接他们的不知道将是个什么样的世态？
自马来西亚政府宣布在3月18日锁国两周，以应对出现扩散势头的冠状病毒疫情，导致大批担心丢失在新加坡的工作的柔佛民众，连夜涌向新柔长堤后，一些有历史感的国人，在看到长堤封关后的冷清画面时，惊呼这是二战日军南侵后所不曾出现的景象。
说冠病疫情是人类历史自二战结束以来所面临的最艰巨挑战，应该是没有争议的了。
世界是否因而又回到了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那样的地缘政治环境，现在下判断还为时过早；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建立在对经济效益崇拜之上的全球产业链，非常可能会重组得面目全非。疫情让平时不起眼的手术口罩成为战略资源，而必须确保不能完全依赖国际市场，特别是可能成为竞争对手的他国境内生产。以此类推，药品、粮食、高端科技产品的原材料等等，或许都要部分迁回本国生产。这种逆全球化，相信比民粹主义更能瓦解现有的全球产业链。
新加坡在3月23日午夜禁止所有短期访客入境或过境，要求国民不出国，以抑制输入型冠病病例。这其实已经是变相锁国了。对于高度依赖国际贸易，外贸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三倍的新加坡而言，这无异于壮士断腕之举，也显现了疫情威胁之严峻。
（作者是本报言论组主任 yapph@sph.com.sg）
随着疫情在全球急剧暴发，特别是欧洲多个发达国家开始面临公共医疗系统崩溃的危机，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对全球威胁的严重性，也开始被拿来跟上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
在疫情暴发之前，逆全球化势力已经借由中美贸易战、英国脱欧和欧洲反移民的民粹主义政治情绪高涨而悄然兴起。这一苗头，相信将随着疫情的恶化而声势大振。全球化意识形态鄙视国界，从中获益的精英都自诩为无国籍的地球人。但冠状病毒却让每个陌生人都可能是潜在的生命威胁，特别是外国人。在这样的环境下，民族主义随时会变异为排外乃至仇外的种族歧视。于是，地球人的概念沦为空谈，当外国人都是可疑的带病毒者，人们都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认同——在性命攸关的紧急时刻，谁是应当照顾的亲人，谁是不能占用宝贵资源的外人，必须泾渭分明。
尽管专家还缺乏共识，世界距离病毒疫苗和特效药的发明与量产，相信还有相当一段时间。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也因为担心输入型病例让疫情死灰复燃，仍然在防疫和复工复产之间踌躇，世界经济要避免陷入衰退萧条的深渊，或许还需要靠一丝运气。
得鱼忘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