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时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尚达曼在瑞士圣加仑研讨会的一次对话中，甚至形容建屋局的种族融合政策是新加坡“最高度介入性的社会政策”（the most intrusive social policy）。这项政策的重要性在日后更加突显，直到今天仍有它的实际作用。
在建国之初，新加坡有的是街边小贩，就像世界上任何发展中国家所常见的城市风景线，脏乱、不卫生。当新加坡在1970年代如火如荼展开建屋计划和城市发展，全面清除街边小贩，把他们另外安置到整齐卫生的小贩中心，成了当务之急，这一政策是本地小贩文化的缘起。
因此，环绕着小贩中心、咖啡店而兴起的现代小贩文化，其发展史还比不上组屋建设历史，可以说是“先有组屋区才有小贩中心”，组屋区文化是比小贩文化更大的文化型态。新加坡若没有组屋建设，这个城市仍旧是第三世界城市，小贩仍旧是街边小贩。
打破收入阶层区别和促进种族融合，是新加坡建屋政策的两大核心精神。新加坡色彩的建屋政策结合了社会政策，既保留了建国一代领导人为人民解决居住需求的“初心”，又发扬了世界上独有的组屋区文化。
今年五六月的疫情阻断期间，小贩中心、咖啡店、食阁等等不能堂食，更让人感受到小贩中心的重要性。
在1980年代，种族聚居的现象开始出现，马来人偏爱勿洛和淡滨尼，而宏茂桥和后港则是华人集中的组屋区。在1989年，政府终于出手，推出了“种族融合”的组屋分配计划（EIP），当某座组屋或是某个邻里的某个种族百分比，达到了当局所设下的顶限，新的单位就不再出售给该种族的购屋者，组屋转售市场也实施了类似的限制。
小贩文化是组屋区文化的组成部分，组屋区文化作为世上独特的生活生态环境，代表着一种新型的城市文明。新加坡建屋的“物质成就”在国际上得过不少认可，政府若再接再厉，把组屋生活的“非物质文明”向联合国的遗产名单进军，有何不可？
在“申遗”之前，“小贩文化”还不在新加坡人的认知范围内，人们的普遍认知是小贩中心跟国人生活息息相关，当我们的肚子收到“该吃饭了”的信号时，即刻想到的是某某小贩中心的某某摊位。盘算着周末到小贩中心猎食，也成了不少人日程中的事项。
当国人兴奋，奔走相告，举杯同庆之余，还得不时自我提醒，荣誉得来不易，捍卫荣誉更难。
到小贩中心糊口或是大快朵颐，是标准新加坡人的生活方式，是草根阶层的一点人生享受。
为打破不同收入阶层的藩篱，防止旧组屋区成为贫民窟，政府于是陆续推出不同的翻新计划，新的组屋区也包含不同类型的组屋单位。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初时不少新加坡人缅怀昔日的街边美食和夜市，尤其是牛车水的美食街。当年的环境发展部代部长麦马德，在国会为政府的小贩政策辩护时说，发达国家的城市都没有街边小贩，新加坡要成为发达国家，就必须告别这些有碍观瞻的脏乱街景。
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走访选区时，形容“这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社交媒体上也有不少向小贩道贺的留言。
言归正传，小贩文化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后，我们的小贩中心、巴刹、咖啡店、食阁等等公共场所随之提升为我们的“文化橱窗”，国人所表现出的社会行为，也成了衡量国人素质的标准。不能主动维持环境的清洁卫生，小贩中心到处杯盘狼藉，用过的纸巾丢在桌上或是碗碟里的现象，今后都可列为“国耻”。这是随国际荣誉所带来的压力。
但是，过后为了旅游业，当局还是在牛车水特设受到严格环境管制的美食街。
新加坡建屋的“物质成就”在国际上得过不少认可，政府若再接再厉，把组屋生活的“非物质文明”向联合国的遗产名单进军，有何不可？
其实，我国小贩文化的基本载体是组屋区的人文生态环境，以及一种新加坡独有的社区文化。
李显龙总理第一时间在面簿上向“世世代代的小贩致以最诚恳的谢意”，没有小贩付出汗水、辛劳，以及他们对行业所作出的奉献，“我们不会有今天这份肯定”。对小贩而言，总理的肯定也许比联合国的肯定更有意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于12月16日通过了新加坡的申请，把我国小贩文化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继新加坡植物园之后，小贩文化众望所归，完成了我国第二项“申遗”壮举。
新加坡政府把这种生活方式包装成“小贩文化”向联合国报备，期望它得到联合国的“加持”，以加强新加坡人的荣誉感和对“吾土吾乡”的热爱。
在2018年成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缔约国之后，新加坡有什么“文化遗产”可以为这份名单作出贡献，也许曾让政府煞费苦心。新加坡植物园在2015年的“申遗”成功，提振了我国的士气。由国家文物局、国家环境局和全国商联总会共同领头打造的“小贩文化”正式“申遗”之后，政府和各利益相关单位全力以赴，表现出新加坡的高度热忱与认真，也许是新加坡成功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