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新加坡能够那么高效，而且在各方面都相对干净整齐，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经过一段不容易的社会工程。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要面对和应付不同程度的社会流动，也要适应各自在社会上位置的改变。
关于华人特权的问题，我们这些在华文环境里生长和生活的人感觉自己背负着“大多数”的原罪，即使社会的演变已经让我们从大多数变成少数，大多数人仍然很谨慎地不让我们的文化背景被视为“特权”，包括选择议论题目时，要更有理有据。
内部的矛盾源自对本身社会转变的历史轨迹缺乏认识，这几年让以华族文化为认同的新加坡华人感到困惑的“华人特权”（Chinese Privilege）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历史轨迹不明就里导致的矫枉过正。
这是一件小事，但是它也反映出我们这个多元社会中，在面对“和自己不同”时，一些人要求自由开放，另外一些人要求统一，其实绝大部分人潜意识里希望的是，自己是社会环境或者程序设计所围绕着的那个“主流”。
我用通俗一点的讲法，就是感觉到自己身体不舒服，去拿别人的药来吃。
（作者是新闻中心总编辑 hanym@sph.com.sg）
这篇投诉文章刊登后大约一星期，另外一名读者也投函《海峡时报》回应。作者相信跟年长的华人开口讲华语，命中率比较高，这一点对我国社会和教育变迁稍有一点历史认识的人都会同意和理解。
他建议那名投诉者多理解年长者在新加坡的处境，同时不要误解了医院工作人员看见华人长者，先开口讲华语的好意。
另一次他在病房里听见医生与护士之间用华语对话，虽然他们的对话和他没有半点关系，他还是非常不满，以致需要投函报章投诉陈笃生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工作的时候，不以英语这个新加坡的“工作语言”沟通。
回到在医院讲华语的那件小事，我可以理解那名70多岁的读者突然在一个自以为熟悉之地，听到完全陌生声音的焦躁，要是他能设身处地想想与他教育背景不同的同龄人，一路如何走来，应该要有更大的同情与理解，也该感谢医院工作人员对年长和弱势者的体恤。
他认为，当有人提出“华人特权”的时候，事实上是不加辨别地把美国的社会历史引进我国，忽略了源自于本土的思想传统，结果全体华人都得为这些历史问题背上黑锅。
一些课题从东边看可能过于刺眼，从西边看却柔和许多。现在吴佩松副教授从学术角度出发对“华人特权”概念提出质疑，加上他本身的教育背景没有文化包袱，我期待像他这样的学者能够更深入地剖析这个问题，让那些在历史洪流中做出牺牲的人放下身上的黑锅。
其实投诉医院的那名先生只要表明他只会讲英语，医院工作人员马上可以用英语和他沟通。我相信在本地医院工作的医护人员，英语流利不在话下，很多甚至比他们的华语好许多，见到年长者，先尝试用对方熟悉的语言，在医院那种令人难免不安的环境中，会让长辈感到亲切和安心。
刚过去的一星期里，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在线上举办的新加坡透视论坛2021研讨会，在其中一场关于“身份认同与凝聚力”的社会学专题讨论中，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吴佩松副教授也对“华人特权”概念提出学术上的批评。
实际上，新加坡的种族关系与歧视问题，不能简单化地等同于美国的白人特权。新加坡是一个后殖民地国家，种族划分与社会结构是英国殖民留下来的。
本月6日《海峡时报》有篇读者来函投诉在医院里用英语问路，也让护士看他的手机里的英文短信，但是护士大概看他是70多岁的华族，就跟他讲华语，其实他一句都听不懂。
然而，内部攀比的问题，经常比整体是不是提升的问题更容易在日常中感受，因此也更容易情绪化地把它尖锐化。
即使是国务资政兼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不断说的“自动扶梯式社会流动”，在扶梯上的所有人生活素质都提升之后，梯级间位置的对换是在所难免的。
他说，生搬硬套美国“白人特权”的概念在新加坡大谈“华人特权”，既不符合本地历史，也没有考虑到两地族群间关系的不同。
如果自己处于非主流，日常生活上就有许多不自然，活得比较累。这正如大部分的人是以右手为主，所以日常生活中的绝大部分事物比如拧螺丝松紧方向，都是按照右撇子的人体力学设计。在知识与物资都不充足的时代，一些天生左撇子从小就硬生生地被迫用右手写字、拿筷子等等。
我们这个多元社会中，在面对“和自己不同”时，一些人要求自由开放，另外一些人要求统一，其实绝大部分人潜意识里希望的是，自己是社会环境或者程序设计所围绕着的那个“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