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则以更粗俗和挑衅的方式效仿了里根的例子。事实上，他是真正的法外之徒，在政府中完全不讲礼仪规范。从很多方面看，特朗普成功地将暴徒的恶习，同黑衣人、企业领袖、银行家和他们在华盛顿的政治代表的利益结合起来。
特朗普是一个纽约骗子，能够利用“圣经地带”（Bible Belt，编按：指以基督教福音派为主流的美国南部和中西部的几个州）枪支热爱者的恐惧。如果美国因为关于国家身份的文化战争升级而撕裂，那么特朗普拥有能代表分歧双方最坏一面的不可思议能力：持枪侠客的目无法纪和城市骗子的强取豪夺。
捍卫美国公民购买半自动步枪或携带隐蔽武器，与否认人类须要为气候变化负任何责任并无二致。重点不是理性辩论。无论有多少学生倒在枪口下，或者有多少科学证据证明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并不重要，人类都不会改变界定了他们身份的信念。
（作者Ian Buruma是《纽约书评》编辑，著有《零纪年：1945年的历史》（Year Zero: A History of 1945））
要弥合正在撕裂社会的危险裂缝，美国必须找到一位能够消除文化隔阂的总统。可惜，它却选择了一个最不适合这个任务的人。
但如果这就是许多美国人身份认同的核心的话，它指出了他们的国家形象中的一个奇怪的矛盾。第二修正案当然是一个法律概念。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本身也是一个法律概念。作为移民国家，美国的基础不是共同的祖先或文化。它是以法律为基础，这也是让一个由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组成的民族，能够凝聚成一个共同体的唯一办法。
但这些身穿黑衣的反派是谁？他们是银行家、律师、商人和铁路建造商，往往代表了东岸大城市权势人物的利益。诚然，他们雇用自己的打手，但这些黑衣人都来自一个由契约、条约和大政府组成的世界。
美国神话的问题，在于这种完美个体自由的田园牧歌，这种自然的状态，无法在一个由银行、法庭、商业公司和立法机关所构成的高度组织化的国家中维持。第二修正案是对这一神话的讨好，而披着法律的外衣。
当然，集体身份认同有其历史。保证拥有和携带武器权利的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于1791年实施，当时，反抗英国君主统治的公民认为，他们如面对国家的压迫，须要能够保护自己。对这一修正案的解读一直充满争议，但最初的想法是民兵应该得到武装。
大部分西部片的故事是一曲开放的田园牧歌，人在其中找到完美的自主权，而对它构成威胁的是一个以人为法律来治理的国家。西部英雄所尊重的唯一法律，由上帝和他自己的良心写就，而他急需枪来捍卫它们。
对很多美国人，特别是农村地区和南方各州的美国人来说，这一集体权利好比是天赋的个人权利。煽动者指沿海和城市精英想要剥夺这些人的这一权利，从而在煽动后者反对前者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煽动者所利用的恐惧，不仅仅包括狩猎的共同爱好或自卫概念，还牵涉到人们对自己的看法；取消了他们的拥枪权，他们就会感到在文化和社会上被消灭了。
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比大部分总统都更能明白许多美国人对神话的向往，这也许是因为他本人演过很多西部角色。他有一句名言：“政府不是问题的解决方案，政府就是问题。”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就像是一个持枪侠客，尽管他是以新任美国总统的身份在作正式讲话。
因此，美国会有如此多的律师，以及相比更多地依靠习俗和传统的日本人，美国人会更喜欢诉讼，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说美国有什么民间信仰的话，宪法就是这一信仰的《圣经》。而保守派就是这么对待包括第二修正案在内的基本法律。
据此，越多来自纽约、旧金山或甚至是休斯顿的自由派，鼓吹控制向公民出售枪支，对拥有致命武器的权利给予支持的人就越会大力反击。他们行事往往带着宗教信徒的狂热，认为他们的神祇被攻击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美国人也在根本上珍视国家神话，而这些神话却与法制国家的概念直接冲突。在经典西部片中，真正的美国英雄是粗犷的枪手；是凭内心区分对错的不法之徒；是热爱自由，骑着心爱的坐骑走向夕阳，肩上扛着一杆步枪的流浪者。约翰·韦恩（John Wayne）拯救黎民于身穿黑衣、无恶不作、妨碍美国西部自由的坏人之手。
